42 123
发新话题

文明社会原理——兼论人类各种核心价值观的来龙去脉(连载)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0 13:49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楼
该帖被浏览  4,674 次,回复 41 次

(1)

一、        本书的宗旨
我想另起炉灶,创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史观。
先从抽象的、宏观的方面来说,就像牛顿、爱因斯坦、玻尔等发现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运动规律,达尔文、孟德尔、DNA发现者发现了生物界的基本进化规律,本书则试图去发现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演化规律,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与理想模式。
再从具体的方面来说,本书想弄清楚:古往今来的各种人类文明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如此迅速,而有的文明社会发展又如此缓慢?
还有,各个人类文明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规则制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有没有一个或几个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如果有的话,这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等等。
试图发现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某种本质规律,是世界历史上许多大思想家都尝试过的。远的不说,即从近代算起,就有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帕累托、帕森斯等等,现代则有汤因比、斯宾格勒、迈克尔•曼……等等。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作者不揣冒昧,为读者奉献上自己的一些思考结果。

二、        本书的基本思路
原始人与动物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原始人能大量地使用工具,更准确地说,是使用大量的物质性的工具(如石器、木器、骨器)。而文明人和原始人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原始人主要使用自然的物质性工具和动物性工具(畜类),而文明人主要使用的工具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物质性工具和动物性工具,一种是非物质性的、非自然的活的工具(各种社会组织)。当然,任何工具的产生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它必须对人类有用。然而,任何一种重要的工具产生出来之后,不仅会改变人类与自然环境打交道的方式,而且更会对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规则、交往规则产生重大的影响,并由此决定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走向。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为了得到这些工具的益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好比人类发明出了汽车这个工具,那么,随着汽车的出现,以后一系列的事物,例如柏油公路、红绿灯系统、各种交通标志和各种交通规则,以及交通警察和处理各种交通事故的法庭,石油的大量开采,汽车的维修机构,以致立交桥、高速封闭公路等等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事了。而这些事物,往往是汽车的发明者当初所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当然,人类充分认识某个工具、尤其是某个非自然性工具的特征、并最终适应该工具的约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有时十分漫长,其间充满了各种冲突。最后,正是由于不同人类社会所选择的重要的非物质性工具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各个文明社会中不同的行为规则、不同的价值观的产生,并最终决定了该文明社会的不同发展方向及发展速度。
当然,人类自诞生以来,发明创造出了许多的非自然性工具(我们可称其为社会工具),既有简单的、功能较小的,又有复杂的、功能强大的。本书只详细研究三四个功能异常强大、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变产生了绝对性影响的社会工具系统(主要指行政系统、市场系统、理念系统),包括这几个社会系统的本性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本性和相互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工具系统的使用者——某个文明社会的生存方式及发展方向。

三、本书的几个重要概念
在本书中,我们会经常用到“公律”、“定律”、“法则”、“规则”等几组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有着不同的隶属关系和层次。为了搞清楚这些不同层次的概念,让我们仍拿“汽车”这个工具来做例子分析一下。“汽车”这个工具要存在下去的最根本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汽车的运行速度必须比人快。这个“快”,就是汽车这个工具所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公律”。如果一旦丧失了“快”这个特征,汽车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条件了,因为它对人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既然具备了“快”这个原则特征,汽车就对它的使用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绝对指令:在某一时间段内,人们必须在汽车前进的方向上给其提供足够宽敞的行进空间。比如,当人步行时,在1秒这个时间段里,在人前进的方向上,必须留有至少1米长的宽敞空间(假设人的步行速度是1米/秒),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人就会因无法前进而停止步行。而在开汽车的情况下,由于汽车快,因此在1秒这个时间段里,在汽车的前进方向上至少必须留有10米长的宽敞空间(假设汽车行驶速度是人步行速度的10倍)。这个“给其提供足够宽敞的前进空间”,就是汽车的使用者们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定律”。显然,这个“定律”是从“快”这个“公律”中直接派生出来的,是为“快”这个原则提供服务的。一般来说,这个定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汽车的使用者们都必须遵守。
    又由于种种客观物质条件的限X制,人们不可能为每一辆汽车都修建一条仅供它自身单独使用的专用公路来确保时刻给它提供“足够宽敞的前进空间”(成本将高到无法承受),而只能修建一套公路交通网络供所有的汽车共同使用,于是就自然产生出这样一条 “法则”:所有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同向行驶”。这个“法则”显然是由上面的“定律”进一步派生出来的,是为确保汽车“在前进的方向上有足够宽敞的空间”服务的。但请注意这个“法则”对人们的强制力不像“定律”那么绝对,换句话说,它允许人们在某些极特殊的条件下可以暂时不遵守它,而不会立即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在某个特殊的空间范围内(汽车稀少地区)及某个特殊的时间范围内(夜深无人),也就是说,假设在一条十分宽广的公路上,暂时只存在极少数量的汽车,例如两辆,且这两辆汽车相距十分遥远,那么这两个开车人就有可能“相向行驶”,从而暂时违反了这个“同向行驶”的法则而不受惩罚。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同向行驶的“法则”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人们又根据各自不同的具体生存环境而人为地制定出许多交通“规则”。比如,假设在甲乙两地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公路(路面宽度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相连的情况下,人们就往往会制定出这样一条交通规则:上午通行甲地开往乙地的汽车,下午通行乙地开往甲地的汽车。或单号日通行甲地开往乙地的汽车,双号日通行乙地开往甲地的汽车,等等。而如果甲乙两地之间的公路路面较宽(可以同时并排通过两辆车),那么,人们往往会制定出这样的规则,甲乙两地出发的车均靠右(或靠左)行驶。当然,如果甲乙两地间有A、B两条公路,那么人们又可以规定甲到乙地走A公路,乙到甲地走B公路,等等。显然,这个分上、下午及单、双日行驶的规则,或靠右(靠左)行驶的“规则”以及分别走A、B公路的规则,都是从“同向行驶”这个“法则”中派生出来的,是为“同向行驶”这个法则服务的。当然,它对人们的约束力也不像法则那么强。例如,即使在繁华都市地区,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超车”现象,此时,那个正在超越的车辆就会暂时违反靠右(靠左)行驶的规则。另外,我们可以看出,“同向行驶”的法则,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而为了确保“法则”的实行而制定出来的具体规则就不一定相同了。例如,有的国家是靠左行驶,有的国家是靠右行驶,有的地区是分上、下午行驶,有的地区是分单、双日行驶,等等。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律”、“定律”、“法则”、“规则”这几个概念的层次并不一样。简单来说,“公律”是指一件工具(自然工具或社会工具)的本性(本质)特征,一旦这个本性特征消失,该工具以及由该工具的本性特征所派生出来的其它一切定律、法则、规则也将不复存在;“定律”是指某个工具一旦产生,它就具有的、其使用者必须遵循的绝对指令,这个指令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它对我们的强制性最高;“法则”是指某个工具所具有的、其使用者在一般条件下必须遵守的指令,它对我们(工具的使用者)行为的强制性稍弱;而“规则”是我们在具体条件下便用某个工具时、在多数情况下所必须遵守的指令,它对我们的行为的强制性最弱。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与汽车这种工具一样,人类创造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工具系统,无论是自然工具系统(物质性工具)还是社会工具系统(非物质性工具),也都各自具备自身不同的“公律”、“定律”、“法则”和“规则”。所有这些公律、定律、法则、规则的层次也都不一样,对人(自然工具和社会工具的使用者)的强制性也各异,我们可以简单地列表如下:

自然工具或社会工具                    对使用者的强制性程度

公    律                                        最强,绝对不可违反。
定    律                                         非常强,近乎绝对不可违反。
法    则                                         很强,基本上不可违反。
规    则                                         强,一般情况下不可违反。
人为规则                                    较强,一般来说最好不要违反。

注:上表所说“人为规则”,是指纯由人的因素引起、而和工具(例如“汽车”)本身没有关系的规则。比如:有心脏病者不得驾车,多少岁以下的人不能驾车,以及酗酒者不能驾车,等等,就属于“人为规则”。

 
分享到: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1 09:48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2楼

(2)
第一章  什么是文明社会

要研究人类的“文明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社会属于文明社会,它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它和非文明社会(原始社会)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或者说,首先必须弄清楚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都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第一节  前人的定义
    在讨论我们所说的“文明社会”指的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社会”。我们一般规定:如果在一个共同生活着的人类或动物群体中,不同的人或动物个体之间有着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协作,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群体组成了一个“社会”。例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蚂蚁群体、蜜蜂群体,由于在它们的不同个体之间有着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如工蚁负责劳作、觅食,兵蚁负责守卫、战争,蚁王和雄蚁负责繁殖后代),我们就说它们组成了一个蚂蚁社会和蜜蜂社会。再比如我们人类(所谓的高级动物),不论是生活在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还是生活在当今的我们,也都构成了一个“社会”,因为无论是在“北京人”之间还是在我们当代人之中,都有着相对固定的、明显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与之相对照,如果在一个共同生活着的动物群体中,并没有明显的、相对固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我们就只称它们为一个“群体”,而不称之为一个社会。例如,共同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而只是各吃各的草,我们就只称它们为一个群体。当然,也有一些动物的生活状态介于“群体”和“社会”之间,它们的个体之间似乎有一些分工协作,但并不明显,也不是相对固定的,我们可把它们称之为“社群”,例如生活在一起共同猎食牛羊的狼群、狮群,等等。
知道了什么是社会,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什么是“文明社会”。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我在本章中对文明社会所下的定义,先让我们大略地考察一下其他学者对文明社会所做的一些定义。
其他学者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比较具体,基本上是罗列一些有代表性的事物来作为文明社会诞生的标志。例如,完全脱离经济活动的职业人士、城市中心、纳税或纳贡、文字、社会分化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宗教和非宗教的)、金属工具、历法、货币、军队、法律、私有制,等等。不同的学者所罗列的具体事物的多少、种类略有不同(有的学者甚至只把其中的某一项,例如阶级,做为文明社会的标志)。英国学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比较著名的当属柴尔德(Childe,1950)所开列的十项,我们转列如下:
1、城市(即规模和密度大大增加的村落)
2、劳动的全时专业化
3、剩余物管理向“首都”的社会性集中
4、剩余物的不平等分配和“统治阶级”的出现
5、国家组织建立在居留(地缘)而不是亲属关系(血缘)基础上
6、奢侈品和必需品的长途贸易的发展
7、巨型建筑物
8、标准化的、自然主义的艺术风格
9、书写(文字)
10、数学和科学[注①]
这类定义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即,几乎没有哪一种或哪几种具体事物是所有的古文明社会都共同具有的。即使拿最普遍的书写文字来说,美洲的印加文明就不具备,我国四川的广汉三星堆文明也不具备。其次,这些标志性的事物往往不是同时产生,而是年代跨距很大。例如,埃及早就具有了巨大的建筑金字塔,但却迟迟没有产生货币;中国早就具有了城市,但迟迟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和科学,而且国家组织长期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等等。为了避免这方面的缺陷,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变通的办法,如美国的克拉克洪(C.kluckholn)和英国的丹尼尔(Glyn  Danier),他们认为出现下列三种事物中的任意两种,就可以称之为文明社会:1、有城墙围绕的城市(居民不少于500人);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还应加上金属器及国家或阶级。)[注②]
另一类学者对文明社会所下的定义比较抽象,也比较笼统。例如,文明“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的成员,将在一起和谐地生活。”(汤因比)又比如,“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达到一定进步程度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注③]再比如:“文明是具有进步价值取向的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创造活动和成果。”[注④]这一类定义虽然避免了第一类定义的缺陷,但它自身又产生了新的缺陷,即,过于虚无飘渺,让人很难把握。比如,什么才算“一起和谐地生活”,什么才能称得上是“进步价值取向”,什么才是“积极成果”呢?
还有一种定义很有特点,它似乎介于上述两类定义的中间,并努力克服上述两类定义的缺陷。做出这类定义的学者们不满足于具体事物的简单罗列,而是试图进一步揭示出隐藏在那些具体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例如,学者伦佛鲁就认为上述第一类定义所具体罗列的文明标志物清单都是由人为现象组成的,都是人造的东西,这些人造的东西在人与自然界之间插入了一种隔离,因此,他认为更为深层的或更为本质性的文明定义应该是“人与自然界的隔离”。他并且挑选了三个最强有力的隔离物作为判断文明社会的标准(1972):
1、仪式中心(以未知为对照的隔离物)
2、书写(以时间为对照的隔离物)
3、城市(以外界为对照的隔离物)[注⑤]
与伦佛鲁的思路有些类似,迈克尔·曼的定义则更前进了一步。他认为文明是一种由不同的权力来源交织而成的一种网络,这种网络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某种禁闭性。而那些具体事物则往往是权力来源或其禁闭性的某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这第三类对文明社会的定义比前两类对文明社会的定义要好一些、深刻一些,但缺陷是它需要详细地阐述,而不那么简单明了。换句话说,这一类的定义以出现在一本书的中间甚至是末尾为好,而不宜出现在一本专著的开头。
在对前人所下的文明定义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前,我先来阐述一下本书的思路,然后再结合本书对文明社会的定义来比较一下前人的定义。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2 10:04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3楼

(3、4)
第二节  本书的初步定义
仔细考虑一下上节第一类定义所列出的各条具体事物,虽然它们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推断,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事物,对于它们所由产生的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新事物。既然产生出了新事物,就说明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产生了发展变化这个共同的角度来给文明社会下定义。但这么做马上就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动物社会和我们所知道的史前社会(原始社会),它们也有发展变化,例如蚂蚁社会,它们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因此,在发展变化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速率这个因素,即,变化迅速的社会才是文明社会。
实际上,我们翻阅任何一部人类社会的技术发明史,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明显看出,那些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变化的技术发明,它们出现的速率是大不相同的。距离现在越远,出现的速率越低,往往要成千上万年才出现一个重大的技术。距离现在越近,技术发明出现的频率越高,从几百年、几十年,一直到短短的几年、几个月、几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新技术发明的出现频率,来近似地标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速率。
再仔细考虑一下,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就说明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前后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调整,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才能不断出现。例如,无论是新的物质产品的出现,还是等级制度的出现,都标志着人们的社会分工发生了变化。即变化迅速的社会,必然是分工协作快速改变的社会。
因此,既考虑到和动物社会及人类原始社会(史前文明)的比较,又结合本书的研究角度及研究宗旨,我们可以选择以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在分工协作上的变化频度来作为判断是否为“文明社会”的标准。
例如,我们可以规定:如果一个社会在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超长时段中,全体社会成员们在专业化分工协作方面看不出有什么较明显的发展变化,我们就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动物社会”。例如蚂蚁社会(或蜜蜂社会)中的分工协作一成不变(频度为零),永远是工蚁、兵蚁、雄蚁和蚁后这几种,多少万年中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们就属于“动物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在长达几千年或几万年的长时段中,才能看出有较明显的分工协作上的发展变化(频度低),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属于“原始社会”。例如“北京人”社会就属于一个原始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短时段中就可看出较明显的分工协作变化,我们则称之为“文明社会”。例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就属于文明社会,而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也属于文明社会。当然,当今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国家也都属于文明社会的范围,而且,它们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古代文明社会,证据之一就是当代社会中,人们在分工协作上的变化频度越来越高,往往数年、数月、甚至数天就一变。
接下来就又产生出一个问题,即,在许多的情况下,可以没有新事物、新产品出现,但人们的分工协作却可以产生变化。例如拿动物来说,原来是一个蚂蚁独自费力地拖拉一粒植物种子,现在是几只蚂蚁共同轻松地拖拉一粒种子。再比如人类,原来是每个人分别独立制做一条板凳,现在改为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分工协作共同制做批量的板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什么做为“分工协作变化频度”的客观标准呢?我们凭什么来说动物社会的分工协作没有变化,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变化极其缓慢,而文明社会的分工协作变化又非常迅速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第一是考察社会中的每个独立成员,看他一生中在所担任的工作种类上有无变化,变化的频度如何。第二是考察整个社会全体成员在分工种类的数量上有无增减变化,变化的频度如何。从以上两个角度来考察,显然,我们马上就可看出,动物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就某一个个体来看,还是从社会整体来看,都是如此。拿一个个体来说,比如一个工蚁,它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工蚁,到死还是一个工蚁,工种始终不变,一辈子干的都是劳作、觅食。而一个蚁后,一辈子都在繁殖后代,从来没干过别的。再从整个蚂蚁社会全体成员来看,三大类社会分工种类(工蚁;兵蚁;蚁王和雄蚁)也是一成不变的,并没有变化成两大种类社会分工,也没有变化为四大种类社会分工,永远只是三大种类分工。既然分工协作永远不变,则整个社会也就随之永远不变,在多少万年的长时段中也看不出发展变化来。   
我们再看人类的原始社会。很明显,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无论从个体来看,还是从社会整体来看,在种类上都可以有一些少量的变化。例如,从个体来看,一个原始人小时候在家里帮助母亲干点辅助工作,长大了随父亲外出打猎当个帮手、并最终自己独立打猎,老年了又回到家中照看小孩和火种。我们再从整个原始社会全体来看,开始时男打猎,女采集,老人照看孩子和火种,再后来又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慢慢发展出制作石器工具和陶器的人,又慢慢发展出制作服装和装饰品的人,等等。随着偶然机遇的缓慢积累、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又变成有的耕,有的织,有的手工制作,等等。总之,原始社会中的个人在其一生中工作种类会有少量的变化;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工作种类也会有缓慢的增加。但请注意,从原始人个体来看,这种分工变化虽然似乎较大、较明显,但意义并不大。因为,这种分工变化是依据人的不同生理发育状况而决定的,实际上每个原始人的经历基本都是一样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循环,实际上没有变化(没有产生新分工协作方式)。可以出现新类型的分工协作,但这种出现是偶然的、被动的,且出现得极其缓慢,要成千上万年才能较明显地看出变化。因而,整个原始社会虽然有发展,但却极其缓慢。
我们再来看“文明社会”。显然,文明社会中的分工协作不仅是可变的,而且变化极其迅速。从个体来看,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做多种不同的工作,而且越是发展快的文明社会,社会中平均每个个体在一生中所从事的工作种类或类型也越多(例如当代的原始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一个人一生中要变换十几种工作。当然,每个人所经历的工作种类也不一样)。再从整个社会来看,更是不断出现新的分工协作类型(并淘汰旧的分工协作类型),分工越来越细,工作种类越来越多,再也不是动物社会的几大类,或原始社会的那十几类简单的社会分工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分工协作几乎没有发展变化的社会,我们称之为“动物社会”;分工协作发展变化极其缓慢的社会,我们称之为“原始社会”;而分工协作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社会,我们则称之为“文明社会”。

第三节  文明社会分工协作快速变化的原因
那么,造成文明社会的分工协作快速发展变化的要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文明社会究竟具备了什么关键性因素,才使它的分工协作变化发展迅速?
说到发展,人们通常马上想到的就是科学技术(或者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因为很明显,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并且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会在社会分工协作上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它可以使旧的工作种类消失,新的工作种类产生。但仔细考虑一下,把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的根本区别归于科技上的差别,或者说把文明社会的高速发展归功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实际上是说不通的。例如,究竟为什么在文明社会中科技能促进分工协作的高速发展呢?它的具体途径到底是什么呢?
举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吧。我们知道,18世纪英国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是个巨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技术进步,它的发明实际上直接引发了工业革命,给整个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蒸汽机的出现又究竟取决于什么社会条件呢?仅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从古代历史的反面例子来看,无论在西方的罗马帝国时代,还是在东方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很多人发明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技术,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并没有得到实际应用,反而被历史淹没了,因为当时的社会对此项技术并没有实际需要。再拿当代社会来说,世界各国的专利局档案中都有着成千上万的发明出来的技术,但大多静静地躺在那里。因此,蒸汽机在英国能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别的因素(许多学者也已论述了这一点)。
不错,当时的英国社会确实需要蒸汽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社会上大量应用蒸汽机的商业需求,蒸汽机即使发明出来也不过充其量是个有趣的科学玩具而已(尽管它能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但是,如果社会上光有对某个新机器的迫切需要,却没有促使这个新机器实际产生出来的某种条件,新机器还是无法产生。而当时的英国社会就具备促使蒸汽机实际产生的某种社会机制。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没有先后两个大风险投资商对蒸汽机研发的高额资金投入,这个瓦特蒸汽机是绝对发明不出来、也制造不出来的。
也就是说,蒸汽机之所以能对社会的分工协作的变化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能让蒸汽机实际产生并发挥巨大作用的商贸环境。或者说,这个商贸环境才是导致工业革命的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关键因素。而英国良好的商贸环境是市场交换机制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文明社会之所以发展变化十分迅速,首先是因为其社会内部具有一个市场交换机制,正是这个机制不仅促进了技术的产生,更促进了技术的实际应用。
能使科学技术产生重大突破、并且使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产生重大改变的,不仅仅有市场交换机制,还有另一种社会机制也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我们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文革”中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交换机制,那么卫星又是如何上天的呢?这里靠的是行政指挥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当时的党中央命令一些科学家去搞人造卫星,同时又命令许许多多的其它部门和人员为这些科学家服务,给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所有这些原来从事其它工作的科学家和许多其它部门的人们也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命令,于是,新的分工协作产生了,人造地球卫星就真的制造出来并飞上天了。与之类似,建国初期的156项重大工业项目,“文革”期间的万吨水压机,万吨巨轮,南京长江大桥,12.5万千瓦的双水内冷式发电机组,也都是靠这种行政指挥机制创造出来的。总之,存在行政指挥机制的社会环境也能使科学技术产生重大突破,并给社会的分工协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
除了行政系统机制和市场系统机制可以促使新技术产生、从而改变社会上的分工协作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能改变社会分工协作的力量。让我们具体举例来说明一下。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位具有环保理念的思想家、作家,她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来宣传她的思想,号召人们不要再使用那些有害的杀虫剂、除草剂等等。她最终说服了公众,于是那些原来生产有害化学制品的工厂被关闭,人们纷纷努力去开发能够保护环境的新技术、新产品,从而社会的分工协作产生了重大的调整变化。美国的那位环保女作家本人既不是执政者,也不是企业家,既无权下达命令指挥别人,也没有生产出什么新物质产品从而来替代旧产品,总之,她既不属于行政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但她却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促成了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并使社会的分工协作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依靠某个新的思想观点来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机制,称为该社会的理念劝导机制,也可简称为理念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理念系统也可以对新技术的产生、对社会分工的变化产生重大作用。
这里顺便说一下,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不一定就是科学的、正确的,完全错误的、甚至极其荒谬的思想理论也同样能对社会的分工协作产生重大影响。总之,无论是正确的科学的思想理论,还是错误的、荒谬的思想理论,只要它们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社会分工协作上的变化,它们就都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理念系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假如在古代,某个社会中出现了地震,于是,有一个巫婆站出来解释说,这个地震是由于我们最近饲养了某种动物或种植了某种植物得罪了上天而造成的。而人们在惊慌之中相信了她的话,于是放弃了该动物的饲养或该植物的种植,甚至转而去生产制造“防震护身符”之类的东西(从而导致社会分工协作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尽管这个巫婆的理论是一派胡言,但它也仍然属于我们所说的理念系统,因为它使社会的分工产生了变化。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3 11:55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4楼

(5、6)
(5、6)
第四节  进一步的定义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我们说蒸汽机的出现、人造卫星的上天以及有害化学产品的消失取决于市场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及理念劝导系统,但并不是说有了市场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及理念劝导系统就一定会出现蒸汽机和人造卫星及好的化学产品。市场机制和行政指挥机制及理念劝导机制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而蒸汽机和人造卫星、好的化学产品则是近几百年、几十年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这里所要阐明的是,市场交换机制和行政指挥机制、理念劝导机制造成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可变性,而这种分工协作的可变性则是一切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技术进步本身是低级的(陶器、瓷器的专业化生产)还是高级的(汽车、计算机的制造)。
在这里“前提条件”的含义是什么呢?难道新的工作种类的产生、或某些社会成员改变自己的工作种类,也就是社会分工协作的可变性本身还能构成一个问题吗?是的,它本身确实能构成一个问题,而且是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语言本身并不能产生出科学的思想体系,但语言却是一切科学思想体系能产生出来的前提条件。同样,人类分工协作的可变性本身并不会产生出技术进步,但它却是一切技术进步产生的前提条件。语言本身很普通,以致人们往往忽略了它对科学理论产生的重要性;分工协作的可变性也太普通了,以致人们也往往忽略了它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只看重科学理论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那么,抛开具体的事例,我们再来详细地、抽象地讨论一下,行政指挥机制和市场交换机制、理念劝导机制的存在,是如何产生出社会分工的可变性的。
以行政指挥机制为例,要想改变社会的分工协作,只要由指挥中心(不管这个指挥中心是一个君主、或是一个数十人的小型会议、或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会决议)发出一道新的命令就可以了,其他的社会成员就会按照这个新的命令去从事新的社会分工与合作。也就是说,只要指挥中心能不断发出各不相同的新的命令,全社会的分工协作就能产生出巨大的可变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动物社会和原始社会。动物社会,一般也存在一个“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也能不断发出“命令”。例如一个蚂蚁社会,蚁王就是指挥中心,所有的重要指令都是由蚁王所分泌的不同的化学物质做出的,其它的蚂蚁都按照这些不同的化学气味的命令去行动;但蚁王在什么样的“季节”(这主要由大自然的环境温度来决定)分泌什么样的化学物质是由它的遗传本能基因决定的,因而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整个蚂蚁社会的分工协作在这种固定的“命令”下也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固定的季节中总是做着固定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原始社会,在一个原始社会中,也会有指挥命令,但指挥命令是由长老们做出的,而长老们又是根据祖传的经验作出指令的,祖传经验的可变性不大,因此长老们指令的变化性也不大,从而导致整个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的可变性也不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影响社会分工的可变性的。说来也十分简单,对于市场交换系统来说,只要某个社会成员生产出了某种更好的产品,那么其他的社会成员就会纷纷放弃原先较差的旧产品而去购买这个社会成员的好产品,或者纷纷去模仿制作这个新的产品,从而造成旧产品生产者的改行,新产品生产行业的诞生。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协作由此而发生改变。而动物社会和原始社会中均不存在这样的市场机制,因此社会分工的可变性也基本不存在。   
对于理念劝导机制或理念系统来说,它或者靠某个理论的强大说服力去说服社会上的全体人员(文明社会的早期经常如此),从而直接导致社会分工协作的改变;或者去说服那些在行政系统或市场系统中起主要决策作用的人们(高层领导人或巨商富贾),从而通过他们而间接地对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我们知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各个理论往往有着重大的差别甚至大相径庭;每个思想理论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各领风骚数年或数十年,这也同样会导致社会分工的可变性。而在动物社会中,当然不存在什么理念系统,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分工协作靠的是老传统,而老风俗传统的可变性远远低于上述的理念系统。在原始风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分工协作不易改变,新技术的进步完全靠偶然的因素来发展,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因为它受制于整个风俗传统的容纳能力。
综上所述,动物社会之所以一成不变,是因为其社会分工不可改变,因此它才没有发展变化。原始社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其社会分工虽然是可变的(具备变化的可能性),但由于其变化主要依赖于偶然性,缺乏变化的必然性、主动性(原因详见第六章),因此它虽然是可发展的,但又是发展极其缓慢的。而文明社会中的社会分工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文明社会中产生了一种促使其分工协作主动变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它的分工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社会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或同一产品由越来越多的人共同生产,因此,文明社会就成为一个社会分工协作变化发展迅速的社会,成为一个突飞猛进的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社会中如果具备了市场交换机制、或行政指挥机制,或理念劝导机制,那么这个社会的分工协作就具备了可变性。而分工协作的可变性又为新技术的实施提供了前提条件。
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文明社会下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了: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行政指挥、市场交换、理念劝导这三个机制至少出现了一个,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属于文明社会。换句话说,凡是至少具有这三大机制之一的社会就属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文明社会。
第五节  对三大系统的具体判定
恐怕有人会追问,判断某个社会中这三个系统之一是否存在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呢?比如,一个原始部落举行的酋长会议,或一个氏族举行的长老会议,或一个原始社会举行的全体成员大会,算不算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作为呢?再比如,为了应对某个突发事件,部落中临时成立了一个指挥机构,事件解决完后,这个临时指挥机构就取消了,这又到底算不算已经产生了一个行政指挥系统呢?类似的问题在判断市场交换系统和理念劝导系统是否产生时也依然存在。
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拿行政系统来说,如果一个行政机构是永久性的,而且行政机构中的人是专业化的(即不再兼有其它非行政管理类的具体的生产性工作),且行政机构中的人必须靠从其他的社会成员那里征收固定的赋税来养活自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产生了行政管理系统。
同样,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如果在其中出现了时间和地点都相对固定的“集市”,这就证明该社会产生了经常性的且具有相当范围的交换行为,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具有了市场交换系统。
至于理念系统的产生标准则要相对复杂一点,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社会上经常性的占卜问卦的产生,以及出现了相对专职的占卜者,做为理念系统产生的初步标志。因为占卜问卦的结果不是唯一的(至少有吉凶、肯定或否定两种结果),因而是可变的,即,它可以认可现存的某种行为或职业(吉兆),也可以否定现存的某种行为或职业(凶兆),甚至可以以上天的名义进一步提出某种新的行为方式或职业。尽管占卜问卦的依据在我们当代人看来是多么可笑愚昧,但正是这种占卜结果的多样性构成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可变性,从而把它和风俗传统的唯一性和基本不变性区别开来。总之,只要某种东西对人的行为有指导作用,而这种东西的指导预测又是多样的、可变的,那么,不管这种东西是虚无飘渺的、臆想的“神意”,还是论证严密的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它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理念系统。
但有时候,远古时代的占卜系统消失了,或因为某种原因它被风俗习惯同化吸收了,蜕变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过程仪式,那么,除了占卜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判断理念系统产生的标志。即,一个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伦理价值观念,如果这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紧密的联系,彼此之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逻辑统属关系,且需要有专门的人士(例如祭司)来解释(不同的解释会导致程度不同的可变性),总之,有了系统而非零散的理论观念体系了(不论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科学与否、正确与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社会中产生了理念系统。
那么,做为具体例子,那些早已消失的古代文明,例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我们可以从哪些具体的途径或根据哪些具体的标准去判断它们是否属于我们这里所规定的文明社会呢?
首先,如果这些已消失了的古代社会有文字记载资料流传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中是否含有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系统,来判断这个社会是否属于文明社会。例如在保存下来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大社会系统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当时的巴比伦社会已经属于文明社会了。再比如,从《易经》这部中国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注⑥],我们可判断出最初级的物物交换的市场系统已经产生;而从八卦的产生(神农时代),我们也可判定理念系统的初步诞生,由此就可以判定当时的中华已属于文明社会了。
其次,如果当时的古代社会没有丝毫的文字材料流传下来,或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中没有明显地直接提到三大社会系统,那我们就需依靠流传下来的物质遗物来进行推断了。例如,从陪葬物品的多寡及坟墓的奢侈与否,可以判断出等级或阶级的存在,而这就是行政系统(等级)或市场系统(阶级)已产生的间接证据(理由详见第三章和第四章)。再比如,我们可从城市遗址中有无大型寺庙礼仪场所、以及寺庙礼仪场所在整个城市遗址中所占的位置及规模大小、权重,来大致判断理念系统是否已经产生。
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分析一下前人对文明社会所下的定义。
我觉得,前人的第一类定义,不仅使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共同具有的某一个事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仅仅提到了具体的事物,而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具体的事物背后所具有的意义、或者说它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真正意义。
例如,拿文字来说,它的产生的真正意义,或者说它的真正的、主要的作用,其实就在于它能够服务于行政系统(如古埃及法老们依靠文字来记录、统计征收贡赋)、市场系统(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服务于商贸交易、契约的需要)及理念系统(如中国商代的甲骨占卜)。假设某个人类社会中的某几个天才人物,发明了文字,但只把所发明的文字做为他们彼此之间交流和自娱自乐的游戏工具,那么,这种文字的发明对整个社会的生活及生产将不会有任何影响,即,他们的这个发明不具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文字本身不能对人类社会直接产生重大影响,而只能通过服务于三大社会系统的需要才能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再拿城市来说,它或者是由市场发展来的(如古希腊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或者是由政府所在地发展来的(如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大多数的城市),或者是由某个思想理念的圣地发展而来(如美洲玛雅的礼仪中心、亚洲的耶路撒冷),总之,都是由某个社会系统派生出来并为其服务的。如果同样仔细考察一下其它那些做为文明社会标志的具体事物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或者是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系统产生的前提,或者是三大社会系统产生后所导致的必然产物,总之,在这些具体事物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三大系统的影子。请看下表:(表略)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人对文明社会所下的第二类定义。除了前面所说过的“和谐”、“进步”这些概念本身比较不易确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第三、四、五、六章),无论你把什么价值观念确认为“进步”的、“普世的”、“天经地义”的,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都是由三大社会系统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系统的自身固有的内在逻辑(也可称之为系统自身固有的价值取向)发展、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有无特定的社会系统来定义文明社会,不仅更具体、更形象,而且,也更能揭示出那些“进步”的价值观念的根本来源,从而使我们对这些进步的价值观念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谐”的观念也同样,在第七章中我们会看到,任何一个人类的文明社会要想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中的人们要想和谐地共同生活,所有这些,一方面,要取决于每个社会系统内部的和谐,另一方面,要取决于各个社会系统相互之间的和谐。
总之,所有这些抽象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和上面所提到的具体事物一样,都脱离不开行政、市场和理念这三大系统。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4 08:55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5楼

(7、8)
第六节  三大系统的产生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原始社会中产生出了专业化的行政系统、或经常性的市场系统、成体系的理念系统,我们就说该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那么,原始社会是怎么发展到文明社会的?促成三大社会系统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远古的历史已很难考证,但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猜测:在初期的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生产能力还相对比较低,地理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也相对比较低。当时生活的原始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尽办法与大自然做斗争,主要依靠偶然发明出的各种自然工具(手段),以期能在恶劣、危险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但随着火及石制工具的发明使用,以及极长时段的经验积累,人们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人口的分布密度也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这种情况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即,原始的人们已不仅仅是和周边的自然环境打交道,而且要经常地和邻近地区的其他人类族群打交道了。并且这种和同类的其他原始部落体之间打交道的成功与否,逐渐上升为自身生存活动成功与否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这时的某个原始人群能否顺利地生存下去,已主要不取决于他们和自然环境打交道的能力,而主要取决于他们和邻居——其他原始人群打交道的能力如何了。
显然,这种原始人群和原始人群的交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争的,征服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还有一种是和平的,双方彼此进行互惠互利的物品交换,共存共荣。那么,第一种战争的交往方式最终促成了军事指挥系统(行政系统)的产生,如我国上古史上著名的黄帝战蚩尤;而第二种和平的交往方式则促成了市场交换系统的产生,如西方古史上的克里特岛文明。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想象到,和过去仅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及一般的自然灾害打交道相比,与自己具有同等高智力的其他人类部落打交道,以及与一些突发性的、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自然灾害打交道,其难度要增大许多倍,其事后最终获得的结果和事前所预期的结果吻合的概率也要下降许多倍。在这种情况下,仅靠简单的记忆性的经验积累已经远远不够了,而必须依靠相对复杂的、有一定内在简单逻辑的“理论体系”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行。这样,“理念系统”就应运而生了。
下面我们再来更详细地分析一下。首先,和人群打交道较易产生行政指挥系统。例如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黄帝时代就因军事战争的需要产生了行政指挥系统,而且因为和周边的人群处于战争状态,人们必须在某一次具体的战斗之后,继续保持指挥系统,并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其次,和自然界做斗争,例如狩猎,成功的概率同样也很低,同样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来指导,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只有和其他的人群打交道才能产生“理念系统”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动物不具有高智能。一旦人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偶然地发明出了一种有效的打猎方法之后,就可以仅依靠经验来反复应用它。而和其他的人群打交道则不然,他们具有和自己一样的高智能,一旦某次战斗挫败了,他们会总结经验,下次战斗时就会改变自己作战的方式方法。这样反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循环下去,逼得人们发明出越来越复杂的战争理论。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和狩猎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一次狩猎,挫败者失去的仅仅是猎物,一般不会马上失去自己的生命;而战争则完全不同,一次战斗的挫败者失去的不仅仅是预期中的战利品,而且还会失去自身的生命。事情如此重大,自然逼得人们去发明出更复杂的理论体系来应对它。
另外,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对立斗争着的双方,谁也没有能力把对方完全吃掉,那么,与其长期两败俱伤地战斗下去,不如和平共处,友好交往。而为了表示友好而互赠礼品的做法,自然容易导致有意进行互惠的交换行为的产生,也即市场系统的出现。
当然,原始社会不会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完全成熟的文明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也不会一下子就完善起来,并马上在社会中发挥出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其间会有一个逐步发展的渐变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图1-1):(图略)
                                      
从上面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过去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旧风俗会不断消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第七节  三大系统的特性
那么,这三大新产生的社会工具系统,同样做为“工具”,它们和原始社会中或我们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各类其它物质性的工具系统相比,究竟有何特性呢?它们为何会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各类其它物质性工具系统,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的狩猎或种植用的各类工具,还是居住、防寒方面的各类工具,或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类工具,例如交通运输工具、动力机械、通讯工具等,所有这些工具本身,都是外在于工具使用者自身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物”组成的,都属于“自然工具”系列。而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工具系统则完全不同,这些工具本身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工具”。也就是说,使用社会工具的是人,构成社会工具自身的也是人,从整个社会来看,人不再外在于他所创造出的工具(像自然工具那样),而是和他所创造出的工具合为一体(我们因此才称之为“社会工具”)。换句话说,文明社会中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是活的,是可思维可变化可发展的;而社会中的其它各种自然工具是死的,工具本身不具备发展自己的能力。
进一步来分析,实际上,原始社会中也存在一种“软的”社会工具,即风俗习惯,那么,这个社会工具和文明社会中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个社会工具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作为构成风俗习惯这个社会工具的人和作为风俗习惯这个社会工具的作用对象的人是完全同一的(即:风俗习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舆论所构成,其作用对象也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作为构成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的人和作为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作用对象的人是不同一的(例如,少数各级指挥者构成行政管理系统工具本身,而除他们之外的广大的老百姓作为服从者构成了行政管理系统的作用对象)。
这种由活的具有智能的“人”本身组成的非同一的社会工具十分重要,它导致了许多重大的后果。首先,社会工具由“人”来组成,既造成了文明社会飞速进步的巨大可能性,也造成了文明社会进步的艰巨性。例如,在发现了“社会工具”的缺陷并想加以改进时,工具改革者不仅要考虑比较改革后的利弊,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工具”本身是否愿意(与之相对照,若要改进一个自然工具,改革者完全不用考虑自然工具“本身是否愿意改进的问题)。
其次,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所作用的对象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而同样是活生生的、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当社会工具要完善发展自身的时候,或者要组织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分工时,还要考虑自身所作用的对象是否理解、是否愿意。这样,“活的”工具内部,以及“活的”工具本身与“活的”被作用对象之间就必然产生复杂的冲突、互动,或者说产生复杂的博弈。同样,若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同时存在这三种活工具,那么,三个“活的”社会工具系统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复杂的互动和博弈。这些复杂的博弈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导致某个文明社会自身的灭亡。但同时也可能双赢,由此造成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强烈的可适应性(不像生物界,由于长期适应一种环境,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则以往的适应性反成其灭亡的原因)。
再次,由于人具有智慧,相对应地,活的社会工具系统就具有极大的“可主动进化性”,它不靠自然选择来进化(像动物社会那样),也不靠“获得性遗传”来进化(像原始社会那样),而是靠自身的主动选择、试错来进化,从而使人类文明社会具有了比动物社会更易适应新的自然环境、比原始社会更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特征(这里,即使是人口的简单增长,也会导致社会环境的改变)。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主动”,并不意味着“任意”、“为所欲为”,而是有一定限制范围的。
最后,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一方面由于人类所发明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必然的发展趋向、规律,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有着由于三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独特的必然的发展趋向和发展机制,因此,人类文明社会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的但相对复杂的发展趋向和发展特征了。例如,它表面上似乎仍然依靠以往的有形的经验来发展自身,但在本质上,它已是在三大社会工具所具有的内在法则的“无形”指导下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了。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5 09:51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6楼

(9)
第八节  三大系统的意义
前面,我们讨论了文明社会中三大系统的产生及其特性,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三大社会系统的产生对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是再一次从动物社会、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三者在组织社会分工协作的方式上的外观区别说起。我们知道,许多动物社群也具有一些简单的分工协作,甚至某些动物社会能够组成一个相当复杂、分工严密的社会组织,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蚂蚁和蜜蜂。但不管动物社会分工协作多么复杂,它们的分工协作所依靠的最终根源都是自身的遗传基因本能。也就是说,在动物社会中从事组织社会分工职能的是每个动物个体身上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是基因这只“上帝之手”在指挥着整个动物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一切行动。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动物社会的整个社会组织就像是一架机械系统。这个机械系统不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它自身一旦产生就不会再发生变化,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它们都将一成不变地这么机械地重复运转下去。如果环境产生了变化,这架机械系统并不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一旦自然环境的变化过于剧烈,以致这台机械不能正常运转了,整个动物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灭亡。
我们再来看原始社会。原始人能根据环境作出有意识的反应,并能根据自己上一次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来修正自己下一次的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具有语言能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口耳相传地传授下去,使他们的后代得以学习这些经验和教训。总之,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仅仅依靠先天的遗传基因本能,而且更依靠大量的后天的“获得性遗传”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累积起来的“获得性遗传”称为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是风俗习惯在组织着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也可以更准确地说,是生物基因和风俗习惯在一起指挥着原始人的一切行动,而后者所起的作用随着原始社会的缓慢发展(经验的缓慢积累)而逐渐加大。若仍打个比方的话,人类原始社会已不是一架复杂的机械系统,而是一台电脑系统,它可以根据键盘输入指令(经验)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反应。但可惜这个电脑系统还仅是一台“裸机”,它里面没有任何软件操作系统。这台“裸机”已可以应付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例如原始人从非洲出发,散布世界各地,并很好地适应了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但如果遇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这台“裸机”就有点力不从心了(例如北美印第安人就不适应巨变的社会环境而逐渐消亡)。
而人类的文明社会则不同。由于发明创造出了行政、市场及理念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人们就掌握了三种独特的“社会工具”,可以用它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工组织上的复杂问题以及应对自然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已不靠生物遗传基因,也不仅仅靠简单的祖传经验教训来指导自身的行为,而是开始依赖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所具有的强大功能(例如强大的社会组织功能:行政系统中“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系统中“看不见的手”令以及理念系统中“听得见的手”)来增强自己的行动能力;同时,人们也开始遵照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所包含的、带有约束性的“规则系统”(详三、四、五章)来指导自身的行为了。如果说原始社会的人们主要是利用自然工具来改造自然环境使之适应自己,那么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三大社会工具来调整自身局部以适应社会环境了。依旧打个比方,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就好比是一台电脑的三种强大的不同的软件系统,从此以后,人类社会就不再是一台“裸机”了,而是一台硬、软件兼备,从而不仅仅靠硬件设计(像动物社会),也不仅仅根据键盘输入的不同指令(像原始社会),而更主要的是依据自身所配备、且不断发展完善着的强大的软件系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了。这就使它不仅能应对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且能应对社会生存环境方面的巨大变化了(例如中华文明自1840年起遭遇社会生存环境的巨变,但仅仅经过100多年,就调整自身的社会工具从而成功应对了新的社会生存环境。)
下面我们把动物社会、人类原始社会和人类文明社会的区别列成表格:


动物社会
原始社会
文明社会

组织社会分工协作的主要手段
遗传基因
风俗习惯
行政、市场、理念三大社会工具

主要任务
适应自然环境
改造自然环境
改造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

内部状态
绝无冲突
有局部、微小的矛盾冲突
容易产生全局性大冲突

变化发展速率
基本为零
很低、无波动
很高、有波动

发展手段
基因突变
经验积累、传承
主动试错、选择

适应手段
自然选择
主要利用物质工具抵御自然环境
主要利用社会工具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调整自身的社会结构

优劣比较
只能适应缓慢变化的自然环境
能适应变化较剧烈的自然环境及变化缓慢的社会环境
能适应变化剧烈的自然环境和变化剧烈的社会环境

表1:动物社会、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区别
(作者邮箱:rongxiaojie1492@163.com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6 19:01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7楼

(10)

问答:(一)关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工具

问:我有一个问题,您说社会工具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那么,比如说医院,比如说学校,这些也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它们可以不可以也说是一种社会工具呢(比如是治病的“工具”)?

答:问得很好。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社会工具”和社会的“功能机构”的区别。你所说的“医院”、“学校”,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比如说“法院”、“企业”、“邮局”、“电影院”、“电视台”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功能)而组建的“功能机构”。这些机构的功能是单一的,例如,医院是治病的,它并没有丝毫的审判或教育的功能。而所谓的“社会工具”,是指组建这些各种各样的“功能机构”的方式或手段。比如医院,你是以行政安排的方式来组建一个国营医院,还是以市场经营的方式来组建一个私立医院,亦或由志同道合者自发地组建一个非营利的红十字医院或教会医院?再比如法院,既可以有由行政系统组建的皇家(政府)法院,也可以有由市场系统组建负责的市场商业法庭,同时也可存在由教会(理念系统)组建负责的宗教裁判所,就像欧洲中世纪出现的三种法院同时并存那样。即使像军队这种极端特殊、极端重要的功能机构,也都可以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工具系统来建立。如由政府组建的边防军(义务兵制),由一伙甚或由单个富豪组建的商会武装(雇佣兵制),还有由某个教派领袖组建的私人武装(志愿兵制)。
总之,从理论上来说,每一种社会工具系统都可以负责组建出全社会所需要的所有种类的功能机构。当然,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系统所组建出的任何一种功能机构,都具有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工具系统所组建出的任何一个功能机构,都不会十全十美,而是各有利弊。只不过,有的功能机构由这个工具系统来组建,优点更多一些;有的功能机构由那个工具系统来组建,优点更多一些。
另外,这里既然说到了“功能机构”,我们就顺便再说一下“功能领域”。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中的众多的大大小小功能机构大致分一下类,那么,这些不同的“类”就构成了不同的“功能领域”。例如,一般来说,我们把所有具有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功能的机构归为一类,统称为“政治领域”,把具有各种物质生产功能、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供给的机构归为一类,统称为“经济领域”,把满足人类各种心理需求、主要提供各种精神产品的机构统称为“意识形态领域”。

    问:关于“社会工具”的概念显然是本章的重点之一,它牵涉到了对文明社会的定义。但原始社会就真的没有社会工具吗?比如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比如定期定地举行的各种各样的祭祀祖先、祭祀神灵或消灾减难的程序,它们所由组成的载体,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作用的对象或者也是人(家庭)、或者是人们参与其中的仪式化了的东西(祭祀程序),这不也属于与自然工具有巨大的、明显的区别的社会工具吗?

    答:不错,家庭和祭祀程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工具,但,首先,家庭和祭祀这两种社会工具在多数情况下都属于“消极”的社会工具。家庭制度(一夫一妻)的作用是消除因性欲上的争风吃醋而导致的内部冲突,祭祀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贡献礼品而得到祖先和神灵的庇护从而免除各种各样的灾难。而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则都属于“积极”的社会工具,使用它们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其次,家庭或祭祀只是某种“专用”的社会工具,它们所能组建的功能机构极其有限,只有少数的几种。例如家庭,它只能组建满足情欲的机构,繁殖后代的机构,早期教育子女的机构,以及简单的护理养老机构,等等。而作为三大社会系统的行政、市场、理念,则是“通用”工具,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组建成社会上所需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机构。

   问:家庭难道不能组织社会分工吗?在很长的时期内,社会底层的分工都是由家庭来进行的:男的耕地,女的纺织,这不也是积极地进行分工协作的工具吗?
答:我们虽说家庭制度(一夫一妻)是社会工具,但做为生产上的家庭,则是社会分工的“单位”,而不是社会分工的工具。这就像在一个军队中,班、排、连等是分工的单位,而不是分工的工具。例如,连长命令一班往东,二班往西,三班往南,在这里,“班”只是“单位”,不是“工具”。什么是工具呢?“连长下的命令战士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制度才是“工具”。军队正是靠着“无条件服从命令”这个制度工具来运行、来进行分工协作的。那么,在家庭中进行男耕女织这种分工协作的具体工具是什么呢?一般有三种工具:一种工具是“传统”,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男耕女织,所以我们这些儿女们长大结婚后也就照猫画虎地男耕女织;另一种工具是“协商”,夫妻俩商量着办,当然是比较一下男耕女织好还是女耕男织好,然后商定一个方案出来(这种工具适合小家庭,尤其是当代的小家庭);第三种工具是“由一个人做主”,或者是丈夫说了算,或者是妻子说了算(这种工具较适合古代,尤其适合大的家庭,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上述这三种工具,第一种工具近似于“风俗系统”(详见第六章),第二种工具近似于“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而第三种工具已是一个微型的行政系统了。

(二)关于研究文明社会的切入角度

问: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而您研究文明社会似乎是从“社会分工协作”,或者说是“可迅速变化的分工协作”开始切入,这之间的区别重要吗?

答:它们的区别十分重要。第一,若我们也从分析“商品”开始,则有许多当代文明社会因没有商品(例如朝鲜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被排除在我们的分析之外。而这些社会无论如何是不能被看成原始社会的。而从社会分工开始我们的研究,则可以把一切社会都包括进来,无论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其它什么主义的。之所以又强调可迅速变化的社会分工,是为了把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社会分工变化缓慢)及动物社会(社会分工基本无变化)区别开来。第二,社会分工的迅速变化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生物中有着生存竞争,通过自然选择来达到适者生存。实际上,达尔文还提出了另一重要思想,就是自然选择还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了生物种类的分化趋异,而分化趋异会减弱甚至消除生物界中大部分的竞争,因为新产生的不同的物种有可能靠另一种新的、其它物种没有利用过的自然资源来生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相类似的。新出生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必然要和原来的人们争夺饭碗(工作岗位)。而有了可变化的分工机制,分工的种类就有可能增加,职业变得越来越多(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就使新增加的人口有可能去从事新的职业,进而有可能减弱或消除人类社会中的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把“可迅速变化的社会分工”作为研究文明社会的切入角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知道,给一件事物下定义可以有各种角度。此前,我们曾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文明社会下了两个定义。一个是从外部动态发展的角度(变化频度)来下定义,另一个是从内部静态结构的角度(产生三大系统)来下定义。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给文明社会下不同的定义。例如,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强烈的冲突来下定义:动物社会是没有任何内部冲突的社会,原始社会是没有巨大内部冲突的社会,而文明社会是存在巨大内部冲突的社会(原因详见第三、四、五章)。但无论我们给文明社会下多少不同的定义,实际上最根本因素还是在于文明社会中产生出了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系统,飞速发展也好,内部冲突也好,都是由此产生的。也就是说,在上面第五节中我们给文明社会下的定义,相对来说,是选择角度最好的一个定义。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7 15:40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8楼

第二章    文明社会中的人
我们已经知道,文明社会主要是依靠社会工具系统来组织社会化分工协作的,而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以及它们的作用对象又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来组成的,那么首先,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对于其所由构成的那些活生生的个体人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人是无法组成一个工具系统的。其次,一个个具体的活的个人的特点,必然会对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特征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对三大社会工具自身和它们的作用对象之间的互动的特征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在对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各自的特点、以及整个文明社会的运行特征展开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先来简单分析一下文明社会中一个个单独的活的个体人,看看他们都具有什么样的基本需求和什么样的基本特征。
(以下略去8个小节)
第九节  阶序选择原理
    以上我们讨论了文明人的各种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将会对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工具带来怎样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这些“人的特征”,不仅会对社会工具的特征产生影响,而且会对社会工具的具体管理运行方式的选择、以及任何重大决策的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知道,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自然工具往往具有多种可能的形式和与之相应的多种可能的成本一样(例如,最简单的用来割麦子的自然工具——镰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形状和相应的不同制造成本),作为社会工具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系统,也有许许多多的可能的形式和相应的不同的成本。显然,如果某种工具系统的形式(功能)很好,但成本太高,或某种工具系统的成本很低,但形式(功能)太差,都不行。
换句话说,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工具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工具运作方式,不仅仅取决于该方式是否科学,失误率是否最低,还要取决于该方式的成本。再好的方式,如果成本过高,超过了当时所能承受的限度,人们也决不会去选用它,或者说无法去选用它。这就好比人们制造使用自然工具时,如果某种自然工具的制作和维护成本大于该工具所能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去使用这种自然工具。同样道理,对不同社会工具具体运作方式的选择,对不同社会工具具体形态的选择,人们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而且,由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尤其在早期文明社会中,人们对某种社会工具的具体运作方式的功能效率如何往往认识不清,因此,他们在进行选择时,毋宁说更多地考虑成本因素。当然,这里不仅有制度本身的成本问题,还有由某种制度所间接派生出来的人为成本问题。
那么,人们在选择社会工具运作的具体形式并主要考虑其成本时有什么规律可循吗?规律是有的,其中一个规律就是人们总是优先考虑程序在前的各种因素(包括功能因素和成本因素)。例如,拿行政系统中经常需要的“产生决策”和“执行决策”来说,人们总是优先考虑程序在前的“产生决策”的成本,然后才能(在决策产生出来之后)去考虑“执行政策”的成本(如,由一个人做决策的成本最低,于是早期文明社会就往往选择单一国王的制度)。尤其在古代早期文明社会,人们的智慧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时,更是如此。让我们画个示意图:(图略)

正像图中所画的,当认识能力有限的人们站在A和B两个台阶序列之前面临选择时,他们肯定会选择攀爬A台阶序列。道理就在于a比b要低,爬起来成本要小。虽然在C点A台阶会遇到巨大障碍,而B台阶会变得一马平川,但认识能力有限的人们并不知道。打个比方,这种现象有点类似于溪水流动时遵从的原理:当一股溪流向低处流动时,若遇到了一个次序在前的小阻碍(假设在这个小阻碍之后就是一马平川的坦途了),它就会立即改变方向从另一条路径向下流过去。假设流了一段距离之后,它又遇到了一个大阻碍,一个比先前遇到的阻碍大许多的阻碍,并且在这个大阻碍之后,还有一系列更大得多的阻碍在前面等着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溪流也决不可能后悔起来,再反向流回到原来的出发地,去想办法克服那个早先的小阻碍从而顺着那条理想得多的一马平川的路径流下去。
古代的人们对社会工具和社会工具运作方式的选择也和这个道理类似。一旦选择了某种次序在前的低成本类型的工具运作方式,那么,当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无论这种类型的方式会产生怎样的越来越大的弊端,一般来说,(根据先入为主的特征)他们也只能千方百计想办法弥补这些弊端,从而继续在这条早先选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除非发生极其重大的事件,否则他们是不会考虑从最早的根本的出发点上改弦更张的[注⑧]。
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尽管人们在A道路上遇到了困难,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可资比较的参照物,人们并不知道在另一条陌生的B道路上会不会出现同样巨大的困难。而且,在A道路上走得久了,人们在观念上、思维上会产生适合A道路的心理定势,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要克服它而改弦更张,极其不易。例如,在中国古代,西周厉王过于暴厉,于是国人暴动,改行“共和”制,但由于没有其它民族的制度可供参照,不久又回复到旧行政方式。再例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整个民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巨大事变,于是,君主制被放弃,在有别国模式做为参照的前提下,选择了另一种行政方式,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没过多久,当整个民族又面临新的危机时,就又回到了元首独裁的行政方式上去了。又比如近代中国,自1840年-1911年,历经多次巨大事变,迫不得已,才放弃了几千年的君主制,转而想建立共和国。但由于条件不具备,旧的心理定势又太强大,没多久,就又回到历史传统的老路上去了。
总之,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在对自己的行为方向以及行为方式进行选择时,包括在选择社会工具和选择社会工具的具体运作方式时,存在着如下原理:如果两种方向或方式优劣相当(或互有优劣),人们必会选择成本较低的那种方向和方式;如果两种方向或方式成本相当,那人们必会选择较优(或以为较优)的那个方向或方式。如果两种方式各自的前后程序互有优劣、成本互有高低,那么,人们将优先考虑次序在前的程序,比较两者次序在前的程序的优劣和成本。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称为对次序在前的成本(台阶的高低)进行择优选择的原理,简称为阶序选择原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某个人,还是某个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工具系统,他们都具有或大或小的“私利”。因此,在从事某项选择时,他们也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种私利的干扰。即:他们在进行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决策的优劣成本,还会本能地考虑到自己的私利。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及错误的方式,并非完全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而是因为私利所致。但总的来说,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造成人们遵从阶序选择原理的动因,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历史传统的惯性,而私利因素的影响并不占主导地位。
(真抱歉,图表总乱码,怎么也搞不好。另外,应一些读者的要求,略去了一些章节,以加快节奏。下一次将进入实质性讨论。)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8 16:22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9楼

(12)
第三章  行政指挥——文明社会的分工协作方式之一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文明社会中单独的个人——文明社会的最小构成细胞,也是社会工具系统的最小构成细胞——的种种需求、种种特征以及种种基本心态和基本能力。下面几章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由这些众多的细胞(个人)所组成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功能特征,以便为我们最后分析整个文明社会的总体结构和总体特征做好准备。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要想有效地生存运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单独散漫、分别具有自己独立意志的众多的个人,有效地组织到一起,行政系统就是这种有效的组织方式之一。

第一节    行政方式的选择
我们知道,一群具有各不相同的独立意志的个人要想有效地组织起来,做为一个整体来行动,并在内部进行有效的、可变化的分工与协作,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同时也是实践中最容易发现和想到的办法,就是首先在这一群人中产生出一个“共同意志”,然后由这个共同意志下达指派工作的命令,全社会所有的成员都服从这个共同意志的指挥,按照共同意志下达的各种命令来行动,这样,一群原本散漫独立的个人就能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做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整个社会组织因而就能实现有效运转,从而生存下去。我们把这种首先产生出一个“共同意志”,然后再由这个共同意志下达随机应变的指挥命令,从而完成整个社会的可变化分工协作的组织方式,称之为“行政指挥方式”或“行政组织方式”,简称为“行政方式”。而由这种方式所产生出来的或大或小的共同意志及其整个辅助指挥机构本身,我们则称之为“行政指挥系统”。进一步地,如果把被指挥者也加进来,就构成了“行政组织系统”了,我们简称为“行政系统”。
从我们上面关于行政系统的定义可以看出,一个行政系统要想正常运转,有效地发挥它的正常功能,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如何才能实际产生出一个共同意志?第二,如何才能使大家都服从这个共同意志的指挥?第三,如何才能把命令实际产生的效果迅速反馈给共同意志?这三个问题的解决缺一不可,否则,一个有效的行政系统就建立不起来。而且,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相对应的成本也不只一种,这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下面就来分别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这个“共同意志”的具体产生办法,有两种最容易想到的途径:一个途径就是先由社会全体成员讨论协商,然后按全体一致的原则,或按简单多数(过半数)、绝对多数(过三分之二)的原则产生出一个共同意见(意志),最后再由大家分头按照这个共同意见(意志)去做。这种方式也是早期小规模的文明社会所实际采取过的方式。显然,这种方式过于复杂,且成本高昂,不仅要一事一议,耗费时间,而且适用的范围有限。如果地域超过一定范围、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则大家四面八方赶到一起进行讨论磋商以求达成共识的成本近乎无穷大。也就是说,超过了一定规模后,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更不用说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个共同的意见了。
第二个容易想到的替代办法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代议制了,即由层层选出的数量有限的代表们来进行协商,并产生出一个共同意志。这种代议制的方式使共同意志的“生产成本”有所下降,解决了地域空间过于广阔和人口数量过于众多所带来的难题。但这种代议制依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应付不了十分紧急的情况。例如在战争中或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中,不要说一群人或一小群人的紧急协商,就是两三个人的紧急协商也没有时间。在这种紧急的情形下,唯一能采取的方法就是事先挑选出单独的一个人来,然后把这单独一个人的自我意志(个人意志)做为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由他来迅速进行组织指挥。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实用、有效,且生产成本低,不仅适合大地域、众多人口的情况,而且适合紧急情况下的需要。
下面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人们(全体社会成员)绝对服从这个无论以何种方式所产生出来的 “共同意志”的指挥。显然,从一种极端的情况来说,如果这个共同意志是用全体成员开会一致通过的方式产生的,那么在执行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每个社会成员都在执行自己的个人意志。换句话说就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决策”,执行成本最低。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由某个单独个人(君主)的意志来作为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此时,不用说,除非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要让全体社会成员来服从他的难度是最大的(成本最高)。尤其在人口众多,情况并不十分紧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然,人们可以另外又赋予共同意志一些特殊的暴力手段(警察),以便当有极少数人不服从指挥时,共同意志可以使用这些暴力工具强迫他们服从(但这同样是加大了执行成本)。再有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下,以及在代议制的方式下,共同意志的执行成本居中。
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问题,即共同意志如何及时地获得准确的反馈信息。在全体成员大会的情形下,共同意志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低,近乎为零。在代议制的情形下,成本会迅速提高。而在单独首领制的情形下,获取反馈信息的成本最高(详见下一章)。
    从上面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在选择行政系统的不同管理方式时,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或者某种行政方式的效果较好,但成本太高,或者某种行政方式的成本很低,但效果不理想;或者某种行政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最佳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变成最差的(例如单独领袖制在和平时期效果不佳,而在战争时期效果极强)。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即,某种行政方式在产生共同意志方面成本是低(或高)的,但在确保执行共同意志的命令方面其成本又是高的(或低的)。例如,君主制或贵族制在产生决策上成本较低,而在执行决策上成本较高;民主制则相反,在产生决策上成本很高,但在执行决策上成本很低。(即使在民主制本身中,也存在各种情形。例如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的成本最高,但执行时成本最低;绝对多数(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成本变低,但执行成本相对变高;简单多数(二分之一多数)通过成本最低,但执行时成本最高)。
正是在这个产生决策的成本和执行决策的成本、获得反馈信息的成本互成递进反比的作用下,世界各地的早期初创文明社会的人们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行政制度。从共同意志的产生方式来看,有民主制(多数制,如斯巴达和雅典城邦),贵族制(少数代议,如罗马元老院),独裁制(君主制)。但是,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地域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更随着战争的频繁出现,最终在前面所述的阶序选择原理的反复作用下,几乎所有的古文明社会都或迟或早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产生决策成本最低的(或说产生共同意志效率最高的)“君主制”之路。而在君主继承的问题上,又都选择了成本相对最低的终身制和血亲继承制(在弥补血亲继承的缺陷、例如年幼君主继位方面,又相应发展出了辅佐制、摄政制等等)。最后,在程序在前的产生共同意志的制度既定的情况下,从确保决策能得到执行的角度来看,又创造出了高压暴力制和以德感化制(如商汤和周公的德政,使周边的民众自愿追随),等等。(当然,行政制度的选择还可以有其它不同的观察角度,例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枢集权与部门分权的选择等等,我们这里就暂不讨论了。)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29 14:12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0楼

(13)
第二节  行政公律与行政定律
我们在前言中说过,由于成本上的原因,我们无法给每一辆汽车都单独配备一条专用公路,而只能让所有的汽车都共享同一条公路网络。那么,所有参与使用这个公路网络的汽车,都必须遵守各种必不可少的交通规则。我们在上一节中又说到,由于决策成本上的原因,人们只能用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来代替“共同意志”。那么,在这么做的时候,所有那些参与社会行政系统的零散的个人也必须共同遵守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则。若违反了行政系统的一般性规则,则将导致该系统无法正常运转,无法发挥出其应该发挥出的全部效能;而若违反了行政系统的最根本的规则,则该系统将彻底瘫痪,或者说彻底死亡。
那么,什么是行政系统的最根本的规则呢?什么又是行政系统的一般性规则呢?在第一节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为了保证共同意志所做出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人们就必须赋予最高共同意志一定的强制手段(暴力工具),以便当有人不服从共同意志的指挥时,共同意志可以用暴力强迫他服从。但实际上,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即,那些不服从指挥的人,仅只占人口的少数或极少数,因此,我们才可以假设共同意志可以依靠另外的多数人的支持来对这些少数人实行强力制裁。但假若不服从指挥的或不愿服从指挥的占到多数或绝大多数,则我们再依靠暴力工具对其进行制裁,将会变得十分困难,甚或就根本不可能了。而且,进一步地,暴力工具也是由具体的个人来组成的,如果暴力工具本身就不服从共同意志的指挥又将怎么办呢?
因此,从最根本上来说,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地创造出这个伟大的社会工具——行政系统的人们,必须首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都遵守这个基本共识的要求才行。或者说,人们必须首先找出行政系统本身所与生俱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才能把这个行政系统成功地创造出来,也才能使这个行政工具系统成功地为人们服务。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共识、最根本的原则(公律)、或者说行政系统存在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是:必须服从“共同意志”的命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切行动听(共同意志的)指挥”。即使你对那个代表共同意志的个人或小团体不满意,即使你认为共同意志所做出的指挥决策是错误的,你也必须先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指挥。否则,这个行政系统就会完全瘫痪或彻底死亡,从而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显而易见,这个最基本的共识,这个最最根本的行政公律,只能从长期的部落战争环境中产生。服从命令纪律严明,就易于在战争中获胜;不服从命令,群龙无首,就会在战争中失败。残酷的战争环境会很快淘汰掉那些领悟不到这个最根本公律的原始部落;而那些无论因何种原因、何种机缘很快领悟了这个根本公律、从而发明创造出行政系统这个伟大的社会工具的部落,就会在残酷的部落战争中脱颖而出,生存下来。
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个最根本的行政公律,我们才能理解古人制定出的一些“奇怪”的军纪,以及历史上一些“奇怪”的战例。例如,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的古罗马人是善战的楷模,他们的军队一向以严明的纪律著称。据说,古罗马的军纪规定:假如在战斗中有人不服从命令,即使因为他的不服从行为最终竟导致了整个战斗的胜利,那么,胜利后他也必须被处死——因为他违背了那个最根本的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样,中国西汉晚期著名的、古怪的昆阳之战,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王凤、王匡的部下们之所以“见死不救”,以致最终被刘秀带领的极少数兵力击败,也是出于不敢违反“服从命令”这个最根本的行政(军事)公律的缘故。(西方著名的滑铁卢之战,那个奉命去追击一股逃敌的法军将领之所以听见了拿破仑和惠灵顿激战的炮声却不去驰援,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总之,有了这个“服从命令”的最根本的公律,整个行政系统就具备了生存的前提。进一步地,从这个最根本的行政公律出发,且随着行政系统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所有行政系统成员经验的积累,行政系统在反复的实践中,又逐渐从行政公律出发,引申派生出一系列的处于不同层次上的行政定律、行政法则和行政规则。这些一般性的行政定律、法则和规则虽然因为各个行政系统自身的差异(由阶序选择原理造成)而有一些“小异”(特别是在低层次的具体规则上),但在总的方面还是“大同”的。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讨论一下由行政系统的那个最根本公律派生发展出来的几个重要的行政定律、行政法则和行政规则。
首先,我们回忆一下,行政系统做为文明社会分工协作的组织方式之一,它和原始社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所组织的分工协作是可变的(在一般情况下),甚至是迅速可变的(在紧急情况下)。那么,这个可变性是如何具体达到的呢?显然,这个分工协作的可变性是靠行政命令的可变性而达到的。即:共同意志发布的命令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最高的共同意志一旦认为他所发出的某条命令是错误的,他就有权撤消这条命令,甚或可以马上再发出一条和前次命令完全相反的另一条命令来彻底否定它。换句话说,共同意志是可以反悔的。而下层级的执行者,则无论前后两次命令的内容如何相反,如何矛盾,每次他都必须坚决执行。显然,这条定律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即:命令所针对的条件、情况是可变的(且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命令发出后,如果情况、条件起了变化,则命令必须加以修改、撤销。并且,人得到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准确的,人的判断也有可能失误,总之,人是有可能犯错误从而发出错误命令的。一旦最高统治者发现命令错了,就必须马上加以纠正。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命令是不可变的,那么,这个命令实际上就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遗传基因,或原始社会的一个风俗了。于是,人们也就或出于生物本能或出于潜意识来遵守它,而用不着再奢谈什么“应该服从命令了”。总之,“命令是可以改变的”,这个规则是可以从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条根本公律隐含地引申出来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一行政定律”。
当然,从这条第一行政定律若进一步演化派生下去,再加上人为的因素,还可以生成政治家们可以不讲信誉的规则(传统)。行政系统之外的人们往往对政治家们的言而无信大加诟病,但身在行政系统之中的那些真正的政治家们,却是认同这条基本规则的。例如欧洲著名的政治家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坦承,一个行政系统(国家)是可以违反它和另一个行政系统(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的,只要这样做对其生存更有利。再比如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一个说法,斯大林死后又一个说法,所有这些,在政治生活中都是正常的,也都是允许的。
以上,我们可以说是从发布命令者的角度,自最高行政公律出发,派生出了第一行政定律。另外,为了确保命令能够被执行,从命令执行者的角度,从自觉服从命令听指挥公律出发,还可以直接派生出第二行政定律,即:命令本身必须明确。这是什么意思呢?例如,首先,在同一时间内,指挥者不能下达两条内容完全相反(矛盾)的命令。这个道理不言自明。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这条再简单不过的行政定律,导致了几个重要后果。其中一个是:当人们刚创造出行政系统这个社会工具时,为了防止最高统治者以权谋私、或发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命令,曾尝试过种种办法。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曾实行过的双执政官制度(互有否决权),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出现过的“驳议”制度(命令的出台要经过两个程序,两个程序互有否决权),等等。但所有这些变相的、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内容相反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均由于违反了行政系统的上述第二定律而行不通,以致最终都被古人抛弃。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同一时间内不能有两条内容相反的命令;但假如是不同时间内先后有两条内容完全相反的命令,则是完全允许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必须的。
其次,第二行政定律要求命令的内容必须清楚、具体,没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之处。也就是说,指令必须含义清晰。这里的道理也十分简单:如果一条命令本身虽然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却含义不明,则还是无法执行。从“命令必须清晰”我们就可得知,一个完善的行政系统的建立,有赖于语言的发达和完善。而且,进一步地,由于书面语言(文字)比口头语言相对确定,且可反复揣摩,立之为据;特别是大量的重复性的指令更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只低成本地发布一次,因此,从 “命令必须明确”的基本要求,就隐含派生出了文牍档案主义和规章制度主义;再加上人为因素(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安全第一心理),则又极易派生出“照章办事”的官僚主义传统,等等。再进一步,由于下达的具体命令中必然地要含有执行命令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执行命令的具体人物这些必不可少的要素,于是逼迫着古人去完善历法的修订、地域的划分及人员隶属的相对固定(户籍)和统计。例如,在中国的古代,修订历法一直是各个皇朝的头等大事,而地域的划分和人口的统计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派生”下去,例如从地域划分的重要性,再叠加上原始社会传下来的生活资源范围,又直接派生出“领土”对一个行政系统的极端重要性,以致会成为一个行政系统的“命根子”,等等。
第三,这条行政定律还隐含着这样的内容,即,所发出的命令必须是可以被执行的。也就是说,所发出的命令不能超出执行者的能力。例如,指挥者不能下达这样一个命令,让执行者明天就跑到月亮上去,后天再返回来。显而易见,对这样的命令,人们是可以拒绝执行的。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30 12:53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1楼

(14)
第三节  行政法则与行政规则

以上,我们考察了行政系统的最高公律和两个基本定律,下面,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行政系统的两个主要法则和几条重要的规则。

首先,从最高统治者(共同意志)可以反悔、可以改变自己以前所发布的命令这条第一行政定律,可以派生演化出“必须确立最高指挥者的绝对权威”这样一条行政法则,我们称之为第一行政法则。我们知道,共同意志的代表——最高统治者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而不是神。他的外貌和我们一样,身体构造也和我们相同。那么,我们凭什么要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呢?并且,正像我们普通人会做错事一样,他也有可能发出错误指令。为什么错误的指令也必须服从呢?总之,这些无论是来自于动物基因、还是来自于原始风俗的疑问,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心底的。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最高共同意志的命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毫无阻碍地得到贯彻执行(即使在以前曾发布过错误指令的情况下),从而保证整个行政系统的高效率运转,就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提高、维护“共同意志”的权威形象。也就是人为地提高他的尊严,有意地制造出对他的“个人崇拜”。根据同一道理,还必须确立各层级行政指挥者对其下级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确立起各级行政指挥者的权威,以确保所有的命令不仅在危急形势下能得到遵守,而且在一般和平时期也能得到遵守。

因此,为了确立权威,从这个第一行政法则又派生演化出一系列的配套的行政规则。最容易想到的确立各层级指挥者权威的办法之一,同时也是从古到今各种行政系统都采取过的规则,就是利用人们强大的攀比能力,人为地建立起一套从上到下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礼仪制度。例如,从下到上,随着各层级大大小小的“共同意志”们的权力的不断增长,相对应地,其各种待遇(包括满足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的各种安全保卫待遇、物质待遇和名誉待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各样严格的礼仪待遇等)也逐步增大。一直到最上层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其享受的各种待遇达到顶峰。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各层级共同意志们的尊严,同时培养出上层级对下层级的绝对权威,从而使上层级下达的各种命令能更有效地、更准确地得到执行。无论是古代的各种各样的爵位制、品官制,还是近现代的衔位制、级别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等级制,也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而分等级的目的也都是一样的,就是确立起上层级的权威,从而来确保上层级的指挥命令能得到下层级的无条件的服从。

当然,划分等级的具体方式、具体标准有许多种(相对应的成本也不同),有以保护神的不同等级来划分的,例如古埃及;有以血缘的远近来划分的,如中国历史上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有以社会成员的不同的法律地位来划分的,例如古罗马;有以分工职能来划分的,如西欧中世纪把人分为三大等级:祷告的(僧侣)、保卫的(贵族骑士)、生产的(工农商);当然也有以武功来划分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军功勋爵制度);更有以某种智力来划分等级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当代的高考制);此外,还有以肤色(欧美历史上的种族制、印度的种姓制)和民族地域(中国元代的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来划分的,等等。但不管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高等级人群对低等级人群的权威。

当然,除了制定等级规则之外,树立领导者权威的方式还有很多。或者说,“必须确立指挥者的权威”这条第一行政法则的表现形式还有许多。例如,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时,新成立的朝代总要照例颁布一套新的法典(或把旧朝代的法典略加修订再以新朝代的名义重新颁布一次),以确立自己新的权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也是出于树立权威的原因。而且不仅如此,如果一旦高层级的共同意志犯了一个指挥上的错误,那么,为了整个行政系统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这个错误应该找一个共同意志的同僚参谋、或找一个低层级的官员来顶替承担(替罪羊规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继续维护高层级官员的权威,以保证他下次再发布指挥命令时,依然能得到下层级的有效执行。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前苏联斯大林时代,许多失势的高中级的官员在接受审判时均极力主动承担“莫须有”的罪名,目的就在于维护斯大林的或整个“党”的权威。与之相对应,一般来说,当某个下层级的官员做出了一个巨大成绩时,一般来说,也往往要把这个成绩的全部或大部分归功于上层级的指挥者,以确立上层级的权威。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所有成绩的取得,往往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人。

从确立领导者权威的行政法则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保持高层神秘感的规则。即,尽可能使行政系统内部、尤其是高层内部发生的事,对行政系统之外的人保密,甚至尽可能使行政高层发生的事,对下面的行政基层保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上层级行政系统的神秘感和权威感,尤其是最高行政领导的神秘感和权威感。这方面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都有许多例子。如在当代的行政型国家中,各层级指挥者的个人信息(财产状况、婚姻绯闻、健康水平等)往往不予公开,从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神秘权威感。在古代文明社会,最早的“王”往往同时都是部落中的祭司。对此,人们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说明“王”大多是从祭司转化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祭司是由军事首领来兼任的。其实,起源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军事首领同时也是祭司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第一行政法则在起作用:要保持行政军事首脑的权威就必须赋予他神秘感和神圣感,而祭司这个职业恰恰就具有这种神秘神圣感。正是这个原因,祭司就往往容易转化成“王”;或一旦某人成了军事行政首领,人们往往就会自然而然地赋予他大祭司的职责。实际上,当人类文明社会初步发展了以后,当军事首领和祭司职能渐渐分开之后,人们也经常采取由祭司任命行政首脑的方式来增加行政首脑的权威性。如以色列历史上由先知指定扫罗王、大卫王,再比如西方中世纪时由教皇给世俗国王加冕等。这方面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前苏联的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出于某种理念而主张并实行“透明”、“公开”的原则,结果由于违背了行政系统的“神秘”规则,从而降低了行政系统自身的权威性,并成为导致前苏联中央行政机构最终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为了防止行政首领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威过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弊端,人们也常采用政教分离的方式以及公开领导个人信息的方式来对其加以限制。)

除了“等级制”、“神圣制”规则以外,从“必须确立指挥者的权威”这个第一行政法则还可以隐含派生演化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公有制”(共产制、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规则。其实,公有制的起源或公有制的本质,实际上是“共同意志所有制”,即一切财产、甚至一切人员(人身)都归共同意志所有。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只有实行“共同意志所有制”,才更有利于树立最高共同意志的权威,才更能保障最高共同意志的命令能得到有效执行。即:既然财产是共同意志的,甚至所有的社会成员也都是属于共同意志的,那么,共同意志在调动人员、资源、财产以及分配人员、资源和财产时,就更加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而底层的各级执行人员,以及行政指挥机构之外的广大社会成员,也就更没有理由反对了。(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说:“这个东西(财产)是我的,你为什么要调动支配呀?”)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6-30 16:34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2楼

(14下)
当然,正像抽象的“共同意志”无法实际存在,只能由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来代表一样,抽象的“共同意志所有制”也无法实际存在。因此,行政系统本身所内在要求的“共同意志所有制”这条规则,也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人为规则而体现出来。从历史事实来看,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君主个人所有制的规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国家所有制的规则(全体行政系统所有制),也有全民所有制(共产制、公有制)的规则,等等。所有这些所有制规则无论从道德观念上来看有多么大的天壤之别(如君主个人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共同意志所有制”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能确保共同意志的权威、确保“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个行政系统的根本公律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最终确保整个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例如在前苏联,名义上是实行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但本质上,实际是斯大林个人(共同意志的代表)所有制,因为只有他具有对全苏联的资源、财产进行最终处置的权力。再比如古代中国,“共同意志所有制”规则再加上血亲继承的规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几千年的“家天下”制度。

最后,从确保指挥者权威的行政法则出发,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统一思想”的规则、“任命制(选拔制)”的规则,等等。这里的道理也不复杂,因为,从思想统一方面来说,只有把所有人的思想都统一到最高共同意志的思想上来,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政令的上下贯通,令行禁止。而只有实行由“上”对“下”的选拔任命制,才能永远保证“下”对“上”的服从。(相反,如果是实行由下面投票决定的选举制,则极易造成“上”迎合“下”、上级服从下级的情况,从而与行政公律及第一行政法则相冲突。)显然,从上述的各种重要的行政规则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派生出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例如,与名义上的公有制规则相对应,在观念上,又可以演化派生出 “爱国主义”的规则、“集体主义”的规则、“无私奉献”的规则,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以上,我们主要从“命令发出者”的角度,讨论了“必须确立领导者权威”这个第一行政法则,下面,我们再从“服从命令者”的角度,讨论一下与第一行政法则相对应的第二行政法则,即:领导者必须确保服从指挥者的安全。这里所说的确保安全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危急情况下,例如战争或突发的自然灾害中,作为共同意志的代表的领导者,要尽力确保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人身生命安全。简单地说,人们之所以愿意服从共同意志的指挥,就在于他们认为执行共同意志的命令能给自己至少带来人身安全上的好处(这也就是何以同样是人,一些人却心甘情愿地服从别人的指挥的根本原因)。例如,拿战争来说,如果服从命令的结果是不断吃败仗,那么,无论再怎么确立指挥者的权威也会无济于事。往极端上说,如果人们的人身安全出了问题,人都一个个死光了,即使再怎么想服从命令也做不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层含义是,在和平时期,在正常情况下,领导者要努力确保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不下降。这里的逻辑也不复杂。由于人们都是有预期能力的,如果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同样会使人感到生命安全出问题吗?总之,如果违背了第二行政法则,整个行政系统的运转也将出现问题。

正像从第一行政法则出发,我们可以引申派生出一系列重要的行政规则一样,从第二行政法则出发,也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的基本行政规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意识。例如从第二行政法则可以直接派生出作为领导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规则,以及“民为贵、君为轻”、“以人为本”、暴君可以被推翻、造反有理、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的观念意识。

再进一步,从第二行政法则还可以发展出我们大家所非常熟悉的“铁饭碗”制度(终身雇用制)和能上不能下的观念,以及在同一等级内的平均主义制等等。关于“铁饭碗”,它的派生逻辑是这样的:只要我在工作中百分之百地服从了命令,那么,最终遭受了损失(例如国营企业亏损),责任就不在我,而在于发布命令者的指挥失误。因此,可以(由最高的共同意志)调换指挥者,而不能解雇我。这就好比在军队中,吃了败仗,可以调换指挥员,而不能解雇士兵。关于平均主义,我们这里也再稍微多说几句。它的逻辑发展是这样的:假设现在有收益不等的三种工作同时需要有人做,领导指挥A去做那个收益最大的工作,B去做那个收益中等的工作,而C去做那个收益最差的工作。三人都坚决服从命令,各自完成了工作。那么,在最终分配的时候,每个人的个人收益就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不应该A拿最多、B拿中等、C拿最少。道理在于,C的收益虽差,但责任不在C,而是工作性质使然,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结果。如果指挥者命令C去做收益高的工作,C也会做好。因此,只要大家都做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么最终分配时,就应该实行平均主义,A、B、C三人得到的应该一样。(当然,如果A、B、C干的是同样的工作,有的干得多,有的干得少,那么,报酬应该是不一样的。但由于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原因,A、B、C会努力使三人的工作量保持一致,因此,还是会出现平均主义。)

另外,从解决行政系统内部纠纷的角度来考察,从行政公律、定律、法则等出发,又会派生出一系列的观念和规则、制度。让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起。比如,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某甲师和某乙师都同时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各自开赴自己的阵地,而它们在某一交叉路段相遇了。那么谁该先走,谁该让路呢?这个纠纷显然双方无法解决,因为他们都是在服从总司令的命令。此时,也不可能找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方来裁定,因为第三方无由判断谁更重要。即使有个第三者好管闲事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当事的双方也不会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也是双方都认可的办法,就是共同请求总司令,由总司令决定谁该给谁让路。即使那个被裁定该让路的师长,也会高兴地服从,因为将来他即使晚到达阵地,责任已不在他自己了。由此长期发展下去,就会产生出一个重要的行政制度,即,每当平级的几方产生纠纷时,就由他们共同的上级来裁决,也就是由上级官员来当法官。进一步地,民间私人产生纠纷时,则请行政官员(百姓的上级)来裁决。更进一步地,还会产生官员纠问式的审讯方式及最终由官员裁决的断案方式。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受到两条或更多条行政规则共同作用所决定的。例如,在一个行政单位中,等级制和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的规则往往同时发生作用,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现象:一方面根据等级制的规则,单位中所有的人从上到下分别根据自己级别的不同而拿着高低不同的工资;另一方面,每当逢年过节或因某个原因而发放福利物品时,根据平均主义的规则,则无论级别的高低、官位的大小,全体工作人员都分到相等的一份。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1 14:11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3楼

(15)
第四节  行政均衡原理
    上两节我们讨论了不同的行政定律和不同的行政法则、规则等等,那么,这些不同的定律之间,不同的法则之间,比如第一行政定律与第二行政定律之间,第一行政法则与第二行政法则之间,以及两条行政定律和两条行政法则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呢?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同等重要呢,还是有着轻重次序?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对整个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本节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我称之为有关行政原理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定律之间的关系。首先,虽然两条行政定律都是那个唯一的行政最高公律(服从命令)所需要的、所派生出来的,但两者的侧重点有着巨大的区别。第一行政定律(命令可以改变)主要是从命令发出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说第一行政定律的贯彻执行更多地是确保命令发出者的权益;而第二行政定律(命令必须明确)主要是从命令执行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说第二行政定律的贯彻执行更多地是确保命令执行者的权益。
我们知道,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一个抽象的、永不发出错误命令的“共同意志”,而只存在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代表共同意志的活生生的个人,且这个活生生的个人是有可能发出错误的命令的。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比如一个指挥者,他先后发出了两个内容相反的命令,那么,这是因为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因而他必须修正自己的命令呢?还是因为情况并无任何变化,只是他后来发现自己的命令有问题,从而主动去修正自己的命令呢?尤其是,在执行前一个命令、并付出了一定的执行成本的情况下,作为命令的执行者(服从者)就必然会依据第二行政定律“命令必须明确”,来质疑并责难命令的发出者:“你怎么能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呢?”而命令的发出者也必然要引用第一行政定律(命令可以改变)来为自己辩解。这种双方互相指责的现象甚至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也常出现。例如我们所熟知的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林彪就因部队“总走弓背”(冤枉路)而对命令的发出者(毛泽东)提出不满。再比如许世友在解放战争中也因走冤枉路而发过牢骚(大意):“你们(指上级指挥员)就知道用尺子在地图上卡来卡去,而战士是要用两条腿去走的!”林彪和许世友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自然知道“命令可以改变”的道理,但他们仍然发牢骚,由此可见第二行政定律与第一行政定律同等重要,也由此可见第二行政定律与第一行政定律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和对立。
而且,由于命令的发出者和命令的执行者都是人,都有“能够预期”的特性(见第二章),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作为命令的执行者,如果他根据以往的经验预期到命令很可能马上改变,他就会消极怠工式地去执行某个命令(比如让他立即出发去某地,他就慢吞吞地作准备,找各种借口拖延出发),以防止不久又有一个相反的命令(停止出发,返回原地)到来。同样,作为命令的发出者,由于预期到下面有可能消极怠工,他就会人为地提高命令的紧迫性,比如可以第二天出发的,他也要求当天就出发。这样双方相互博弈的结果,尤其在和平时期,会导致整个行政系统的失效、失常、甚至失灵。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定律同等重要,谁也不可缺失。只有兼顾命令发出者和命令执行者双方权益,在两条定律之间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才能使整个行政系统正常运转。当然,一般来说,在战争及紧急情况下要更偏重第一行政定律一些,而在和平情况下要更偏重第二行政定律一些。例如,在战争及危急时期重大的决策可以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一变,而在和平时期,重大决策只允许几年至多几个月一变。[顺便说一句,正是两条行政定律必须保持均衡的原理,再加上第一行政法则(必须确保指挥者的权威)的原因,才导致了在慢节奏的古代文明社会中的领导人(国王)几十年一换,在快节奏的当代文明社会中领导人(总统)几年一换(选)。]
再来看一下两条不同的行政法则之间的情况。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第一行政法则“确立指挥者的权威”与第二行政法则“确保服从者的安全”,都存在资源成本付出的问题。例如,为了确保指挥者的权威,就需实行等级制,而等级制的实施是要有相应的财力(物质条件)做保障的;而为了确保服从命令者的安全(人民生活水平不下降),也是要有相应的财力(物质条件)做保障的。在财力充足的情况下,两方面(两条行政法则)同时兼顾还不成问题,但在财力不充足的情况下(这在古代时常发生),就存在一个先照顾哪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先遵从哪条行政法则的问题。
和行政定律不同,行政法则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两方面的均衡。在特殊的情况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你可以优先考虑第一行政法则或第二行政法则,相对较少考虑另一行政法则(不能完全不考虑),而不会立刻带来行政系统失灵的后果。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队伍、八路军队伍中可以暂时不实施悬殊的等级制,大家的基本物质待遇都差不多(只是干部制服四个口袋,战士两个口袋),仍能保持整个队伍的战斗力;再比如,当遇到特殊情况时(比如自然灾害或战争),国家往往实施基本生活用品的配给制,缩减全体人民的消费,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暂时下降,但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等等。但这种两条行政法则之间的失衡,必须是暂时的,如果长期失衡(几十年),则会产生不良后果。例如,在长期的和平时期如果仍不实行等级制,甚至幻想所有的行政指挥者都和广大人民(被指挥者)拿一样的工资,做人民的公仆,则肯定行不通。(一方面会没有人有积极性去当各级行政干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没有等级权威的指挥员也缺乏服从的意愿。)再比如,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停滞,而官员们的等级待遇却不断提高;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而各级官员的等级待遇却一点也不减少,这时,各级官吏再有权威,再拥有暴力(军队),人民也不会去服从,反而会揭竿而起。
总之,一句话,从长期的、一般的情况来分析,发出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的权益都要兼顾,两条行政法则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既要保证各级官员们有一个明显较好的物质待遇,又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只有这样,整个行政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实际上,对于两条行政法则之间要保持均衡的原理,古人也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例如,拿西方历史来说,公元前500多年希腊的改革家梭伦 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有一首诗是这样的:“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年版,15页)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总是占着主导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儒家照顾到了两条行政法则之间的均衡:既强调“君君臣臣”,也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相比之下,过于强调第一行政法则的法家,和过于强调第二行政法则的墨家,则均略逊一筹。
最后,正像两条行政定律之间和两条行政法则之间要保持大致均衡一样,由其分别派生出来的两大行政规则系列之间,也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状态才行。这里,我们仅以非常重要的所有制规则为例来分析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从抽象的角度来说,整个行政系统要求一种“共同意志”所有制。但由于不存在这么一个抽象的共同意志,因此,共同意志所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只能由两种具体的、且相互对立的所有制方式来实现。一种方式是从命令发出者的角度来实现,即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的“君主所有制”;另一种是从命令执行者的角度来实现,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规则各占两个极端,相互排斥,似乎水火不兼容。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共同意志”所有制的具体的人为的表现形式。正确的所有制形式实际上是在这两者的中间位置上。但我们实际上无法找到这么一种“中间人”,也无法规定一种“中间所有制”,而只有或者规定“君主所有制”(古代时常这样),或者规定“全民所有制”(当代时常这样)。因此,人们只能在口头上规定一种所有制形式,而在实际实施时,却多少采取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用这种名义上是这样,实际上又多少是另一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两种极端方式之间、也就是两条具体行政规则之间的均衡。
例如,在中国的古代,财政收入有皇宫的内库和国家的国库之分,这实际上就是两种所有制形式保持均衡的一种特殊方式。再拿当代来说,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操作时,却在许多情况下是“干部”所有或国家(行政机构)所有,因为只有各级干部们才实际拥有对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的调动、使用、处置的权力。但又不是真正的干部(们)个人所有制,毕竟他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完全化公为私,更不可能把全民的财产传给自己的子孙。在特别重大的财产的使用调动上,他们也多少要听一听人民的意见。总之,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规则和实际上的各级干部所有制规则之间,也要大致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态,整个行政系统才能正常有效地长期运转。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1 14:12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4楼

(15下)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明,即,有时在某种情况下,两条行政定律中的某一条行政定律占了过于强势的地位,或两条行政法则中的某一条行政法则占据了过于强势的地位,这时,许多人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但出于某种大势所趋,或出于某种本能的私利,总之是在阶序选择原理的作用下,人们并不会去纠正它,反而会去迎合它,造就它,怂恿它。这就造成了一种强势规则越来越强,弱势规则越来越弱的情形。或者说,强势规则对弱势规则产生了强大的左右其发展的能力。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的行政第一法则(确保君主权威)过强,而行政第二法则(确保人民安全)过弱的情形。又如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3),第一行政法则过弱,第二行政法则过强的情形。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中国产生纠偏的农民起义,法国产生纠偏的政变),最终两条行政法则还必须保持大致均衡状态。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重要的行政均衡原理:不同的行政定律之间、不同的行政法则之间、不同的行政规则系列之间,必须保持大致的均衡,整个行政系统才能正常运转。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面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既提到了“定律”、“法则”,也提到了“规则”。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违反“规则”所由之派生的、或者所为之服务的那个定律或法则,那么,规则是可以被改变,甚至被短期违反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定律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违反的)。在实际生活中,最常改变的是规则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拿等级制来说,我们既可以通过礼仪方式(三跪九磕)来实行,也可通过在物质享受方面的差别来实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可以改变具体规则形式,例如取消三跪九磕的礼仪,而改为用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或人物画像的排列顺序及画像的大小差异等来体现并确保等级制。只要没有违反“确立上层级对下层级的权威”这一条行政法则,则任何具体的规则形式都是允许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我们在改变规则的同时,有意无意之中违反了规则后面所隐藏着的那条定律或法则,则无论我们所选用的新规则和旧规则相比,表面看上去有多么进步,也是行不通的,并必然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在规则制度的建设方面,我们一方面强调了“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内实行选举制;另一方面,我们又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内部同样实行选举制。这样,从表面上来看,单从共产党的系统来看,或单从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看,这些规则制度似乎都要远远胜过以前历朝历代的“父死子继”制。但我们在改变旧规则、建立新规则时,却无意之中违反了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的第二行政定律(即命令必须明确,在同一时间内,不能存在两个发布命令的机构)和必须确立领导者权威的第一行政法则(即只能实行由上到下的任命制,而不能实行由下到上的选举制)。当两个权力中心的最高代表,党的主席和国家的主席由同一个人担任时,例如同时由毛泽东担任时,违反第二行政定律所带来的弊端还未显现出来。但当党的主席和国家的主席由两个不同的人来担任时,例如由毛泽东当党的主席,刘少奇当国家的主席,则一旦两人产生分歧,灾难就立刻产生了(这里我们不考虑刘和毛谁对谁错)。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次沉痛的教训,“文革”后期,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再设国家主席一职;而“文革”之后,虽然恢复了设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一职,不久就一律由党的主席来兼任,决不再由两个人来分任,从而彻底纠正了违背第二行政定律的错误。(注①)
我们再来看选举制,由于选举制从根本上违反了第一行政法则,于是,就长期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表面形式上我们似乎实行的是选举制,而在实际的骨子里,我们还是实行的选拔任命制,这里既包括自上而下地任命各级领导干部,也包括由原来的最高领导者来任命最高共同意志的继承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即,人们订立的许多规则常常被轻易地破坏,但人们却接受这些事实,且整个社会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大的动荡和灾难。拿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武则天和慈禧的执掌政权,显然违反了有关的共同意志的具体继承规则,但当时的人们却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武则天和慈禧虽然违反了有关“父死子继”的具体规则,但却严格遵从了有关的行政公律、行政定律和行政法则。而所有的具体规则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公律、定律(或法则)服务的,所以武则天和慈禧的所作所为只要没有违反行政的公律、定律和法则,就行得通,就能为人们所接受。
总之,具体行政规则可以适时改变,但行政法则一般情况下不可改变,而行政定律和行政公律则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违反。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2 11:08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5楼

(16)
第五节  行政系统的功能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系统这个社会工具的功能特征。
行政系统的最突出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的严密的整体性和快速反应性。下级服从上级,“共同意志”一声令下,整个系统即刻统一行动,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举国体制”,从而表现出巨大的力量。或者用比较严密的学术性语言来说,行政系统对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有着巨大的、直接的、迅速的影响力,它可以即刻改变全体社会成员的分工协作安排,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可以让全体社会成员统统放下原先的工作而去从事一种新的工作。显然,行政系统的这个特点是由其“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个根本行政公律及“命令可变”这个第一行政定律直接带来的,这就使它特别适应那些需要紧急行动,且需统一行动的领域。诸如对外战争,应付突发的、巨大的自然灾害,等等。
举例来说,在西方历史上,斯巴达之所以在和富裕的雅典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占得上风,依靠的就是自己比对方严密的行政军事系统;同样,古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比自己富裕许多倍,且海军也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迦太基,靠的也是自己比对方强大有效的行政系统。(相比之下,迦太基和罗马相争时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市场系统,例如它的军队全是花钱雇来的。)再比如当代中国1997年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003年战胜“非典”,2008年战胜南方的冰冻灾害和汶川的特大地震,靠的也是强大的行政系统的力量。与此相对照,比中国富强数十倍的美国,在应对2005年的卡里亚娜台风时,其政府的表现则明显地差强人意。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行政系统要远远弱于其自身的市场系统。
此外,不仅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就是在相对紧迫(但并非绝对紧急)的情况下,例如在由分工相对简单的农业国向分工相对复杂的工业国转化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行政系统也能使这个过程大大缩短。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有前苏联,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两者均是依靠行政系统的指挥命令来强制进行新的社会分工,从而迅速改变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协作体系,使工业化(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工业)得以迅速推进。
除此之外,行政系统从自身的定律和规则(尤其是第二行政法则)出发,还比较长于处理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安全保护,以及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救济与扶助。例如,当整个社会由于某种原因陷入混乱无序状态时,或者说当人们的安全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时,人们就往往转而求助行政军事系统的帮助。例如英国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专政,以及“一战”结束后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等等。另外,在欧洲中世纪的动乱年代里,孤立无助的底层民众,往往要寻求某个行政系统的保护。例如,他们往往自动投靠、卖身于某个有势力的封建贵族,成为他的农奴,为他服兵役打仗,以换取该封建贵族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再拿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来说,以近代欧美文明为例,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综合国力与英国相比远不占优的德国,却率先开始推行普选权,并创建了整个社会的意外事故、疾病及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是行政系统占居着主导地位,而在富裕的英国,是市场系统占优。同样道理,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行政系统也占主导地位,虽然工业化起步很晚,但俄国政府却较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通过了好几项保护工人的法令,当时俄国的财政部并设置了工厂巡视员负责报告工人的工作条件。(虽然由于俄整个行政机构已趋于腐败,这些保护工人的法令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巡视员的报告也经常被忽视,但这属于另一个问题了。)再比如在当代美国,虽然市场交换系统占明显强势,以至一切事情都首先考虑由市场系统来解决,但在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则往往要靠政府出面。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罗斯福政府就迅速建立了对弱势群体(工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扶助建立工会以与资本家抗衡;60年代,美国政府又出钱建立了穷人、残疾人及老年人的医疗社会保险(而其它那些强势群体则主要依靠市场商业保险)。当然,最明显的例子也许要算当代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后,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中,由于有强大行政系统的关注和努力,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弱势群体活不下去的情形,更没有爆发类似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发展时出现的那种大规模的劳资矛盾和剧烈的阶级斗争。
但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由于整个行政系统服从一个共同意志的指挥,力量虽然大了,但也随之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即:如果这个共同意志指挥失误,那么所带来的损失也是十分巨大的,甚至会无端地把整个社会拖入一场巨大灾难之中。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及八九十年代的苏联,均在没有紧迫的、重大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仅由于最高领导者个人的原因(沉迷于某一种理想、梦想),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场巨大的浩劫。换句话说,某个行政系统巨大力量的利弊与否,往往和该行政系统中的最高“共同意志”的英明与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行政系统所能组织调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很多,但共同意志的指挥却不英明,则一切还是白搭。正是由于行政系统的这个鲜明特点,才使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产生了“英雄决定一切”、“英雄创造历史”的史学观点。
当然,从久远的时代开始,人们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克服行政系统的这个明显的副作用。但由于这个副作用是从“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个根本行政公律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定律、法则中派生出来的,因此要完全消除它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为了消除个人能力上的局限性,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发动整个高层行政系统的成员们集思广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体领导。即:每次重大决策都由十几个人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但这一方面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错误决策的产生(真理和赞成票数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就像我们不能靠全民投票来判断牛顿定律是否科学一样),另一方面,又容易产生拉帮结派式的倾轧和勾心斗角。人心隔肚皮,谁也无法判定当对方的观点与自己的不同时,对方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权力之争的“私心”;或当几个人都同意一个方案时,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是真的意见相同还是因为利益关联。因此,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集体领导”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了“一把手”领导(至少这样决策成本最低)。再比如,我们还可以采取限制最高执政者任期的方式来减小执政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但这样的弊端有时反而更大。例如,往往是甲执政时的某个重大建设决策被随后上台的乙执政全盘否定,扔下甲的半截子工程又去另建一个新工程;然后丙上台又否定乙,这样来回折腾,一个完整的工程也建不成。例如“文革”后期陈永贵主政昔阳,搞了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眼看就要完工时,“四人帮”倒台,陈永贵失宠,在新领导的指示下,整个工程下马,成了一个半截子烂尾。总之,这个缺陷(英明时大起失误时大落)是行政系统与生俱来的,也是单靠行政系统自身无法克服的(或者,它必须依靠另外的社会工具系统的帮助才行)。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2 11:09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6楼

(16下)
另外,行政系统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显著特点,即它的各层级机构的“保守性”,和“易懈怠性”。由于一切都由共同意志一人来决定,这就使广大的中下层级官员只知服从命令,逐渐丧失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即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也不敢主动积极地创新,以免一旦失败而丢官(安全需求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易懈怠性这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和行政系统的善于应付突发事件、紧急事件的特点相伴而来的。正因为有了紧急情况它可以迅速应对,而一旦没有紧急情况,长期太平,它就会不知如何是好了。而长期的无所事事,或长期地照章办事,整个系统就会马上懈怠起来;而一旦懈怠久了,如再出现紧急情况的话,它反而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对了。(这一特点在行政系统的军事机构中同样有所体现。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缺陷,就必须经常使军队处于紧张状态。例如,经常进行军事演习。)与各层级官员的易懈怠相对应,从广大的最底层群众来说,在行政系统的“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等内在规则的长期作用下,也就是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长期熏陶下,劳动者们也极易产生消极怠工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众多的劳动者之中,只要有一个人的生产效率下降了,那么很快,其他的人都会向他看齐,也降低自己的生产效率;或者,在众多的劳动者之中,如果有一个人提高了自己的生产效率,那么,他就会马上招来其他劳动者的指责,因为这将显出其他人落后了。
由易懈怠这个特点又派生出行政系统的另一特点,即,某个行政系统强健与否,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所能调动的资源,也不仅取决于其共同意志本身英明与否或其决策程序合理与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在这个行政系统之外是否存在着相对强大的外敌(另一个行政系统)。只要在某个行政系统之外长期存在着另一个或另几个与其力量不相上下的别的行政系统,那么一般来说,这就会消除该行政系统本身的懈怠性,同时也会逼迫它想方设法找出一个相对英明的共同意志和相对合理的决策程序,而广大的中下层官员也会积极主动地献计献策,广大基层劳动者也会努力地工作,同舟共济(同样是安全需求第一)。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忧患可以兴国”的道理。在当代的国际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常常可以看到。例如美国不喜欢古巴和朝鲜的行政机构,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对它们施加压力。殊不知,这样反而帮助了古巴政府和朝鲜政府,使它们能保持长期的强健壮态。再比如法国大革命初期及苏联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政权都受到了外界的强大压力,但都没有垮台,反而强壮起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行政系统善于应付危急事件的特点。)
除了上面我们所讨论过的主要特点之外,行政系统还有一些特点是随着行政系统自身的不同的具体管理方式而产生的。因而,不同管理方式的行政系统又具有与其管理规则相应的不同的次要特征,而这些次要特征,一般情况下会分别加强或者减弱我们上面所论述过的行政系统的四大特征。例如,中枢集权的行政系统相对部门分权的行政系统更容易大起大落,而部门分权的行政系统相对于中枢集权的行政系统更容易扯皮掣肘、保守懈怠等等。
另外,行政系统还有一些特点是随机偶然产生的。比如,以美洲印加文明为例,人们为了防止印加国王的众多儿子们互争王位,于是就设计出了这样的一项继承制度,即,王国的全部财富由几个不继承王位的儿子们均分,而继承王位的那个儿子则一无所有(除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这个继承了王位的儿子要想获得自己的财富,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对外扩张,发动战争。他只有侵占了新的领土,才能由这些新领土上缴的贡赋构成自己个人的财富。由此就造成了印加文明的行政系统具有了比一般的行政系统更强烈的向外扩张、而只有微弱内耗的特点。显然,这个特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是由偶然设计出的继承规则所连带来的。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应用行政系统的上述基本公律、基本定律、基本法则和规则、基本特点来考察复杂的历史现象时,一定要注意综合考虑,而不能只凭一个规则、一个特点孤立地来考察。举例来说,相比于欧美诸国,日本是行政系统相对强一些的国家。但在应对全世界2001年的疯牛病(BSE)危机(安全问题)时,日本反而产生失误,以至BSE入境。按理来说,对付安全问题本该是行政系统的强项,那么日本为何反而失误呢?原因就在于,面对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某一类饲料(肉骨粉)是导致BSE的原因的情况下,各国不得禁止该饲料的进口”(大意)这一错误指示时,日本恰恰出于行政系统所特有的“服从命令”的本能而坚决执行了世卫组织这一事后证明是错误的指令,从而铸下大错,造成BSE入境。再比如,我们说行政系统从本性上来说是趋于保守的,但当代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激进、不断革命的,在八九十年代也是不断改革进步的,这又如何解释呢?显然,前者是由于当时最高行政领导的个人原因所致(坚信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后者是由于内外的危机压力所致(再不改革,巨大的失业人口将没有任何出路;在国际上也会彻底落伍)。而易受最高行政领袖个性的影响, 和擅长应对内外危机,这些,实际上,恰恰又是行政系统的特征。
当然,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所有的行政系统的特征,均是指在整个行政系统正常健康、未腐烂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特征。如果一个行政系统彻底腐烂了,就像19世纪末叶的清政府那样,则任何危机它都应付不了。同样,一个行政系统如果腐烂了,那么,无论出现了一个多么英明的“共同意志”,也会无济于事的。这就像一辆汽车出了故障,则它速度快的特征将彻底消失,就连一辆马车也不如了。这一点,还请读者注意。

  TOP
头像
不死先生  高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3 10:47   只看该作者
发帖 2111    精华:12   注册时间:2011-7-14    发短消息        

17楼

   很简单明了的问题,到你这里就复杂化了。所谓文明时代,文明社会,就全世界来说,定义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人类从有文字,有国家的时代开始。
引用:
原帖由 戎小捷 于 2017-6-25 09:51 发表
(9)
第八节  
为真理而斗争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4 12:03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8楼

(18/19)
第四章  市场交换——文明社会组织方式之二

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方式,除了伟大的行政指挥系统之外,就是伟大的市场交换系统了。如果说行政组织系统是有意创造出来的,它是有形的,那么,这个令人惊叹的市场组织系统就是无意之中创造出来的,它是无形的。行政系统是靠看得见的“共同意志”的代表(领袖)来组织安排社会的分工协作,而市场系统则是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组织安排社会的分工协作。鉴于现在研究市场经济系统的著作多如牛毛,有许多研究也已经深入到了市场系统的细节部分,因此,我们只来简略地考察一下市场交换系统中与本书主题相关的一些方面。

第一节  市场的建立和交换方式的选择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要建立起一个市场交换系统,首先要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条件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剩余物品(不论这些剩余物品是大自然的产品还是人工产品),另一个条件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相距不太远也不太近。前一个条件使人们有可能产生交换的需要,后一个条件则使这种交换的需要有可能得以实现。
    我们先就第一个条件来进一步分析一下。要想使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剩余物品,或者说要想使不同的人群各自具有的剩余物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互利性),那么,这些不同的人群各自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应该有较大的差异才行。只有自然环境(气候、土壤、矿产等)的差异较大,所产生的植物、动物、及以矿产为原料制作出来的手工制品才能有较大的差异,才能产生较强的互补性(交换性)。在中纬度的群岛、半岛及沿海地区,由于岛与岛之间、或内陆与沿海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局部环境差异,因而所产物品差别较大,因此满足建立市场交换系统的第一个条件。例如,欧洲的希腊爱琴海地区、罗马的亚平宁半岛地区、中国的山东半岛及吴越沿海地区,都是如此。但在平原地区,尤其在土质相差不大,纬度跨度也相差不太大的平原地区,虽然交通方便,却不太容易产生出市场交换系统,因为彼此剩余产品的互补性不大。也就是说,你有的东西我也有,或者你没有的东西我也没有。例如我国的华北大平原地区。
    我们再从第二个条件来考察一下。生活在不同的独特地域中的不同的人群,如果彼此相距较远,或虽相距很近但中间有巨大的天然障碍(例如高海拔的山峰),相互之间无法往来,则市场交换系统依然建立不起来。但不同的独特地域人群之间如果相距太近了也不行。相距太近一方面易于产生边界纠纷,另一方面使武力抢夺过于方便。我们可以猜测,在原始的人群中动物性的攻击本能远远占优,在两个原始部落第一次偶然相遇交往时,如果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武力的交往方式发生的概率非常高),那么,他们之间的下一次交往、下几次的交往也往往会以战争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因为战胜者尝到甜头还想继续打,还是战败者图谋报复还想打,都一样)。在这种条件下,显然,市场交换系统不太容易自发产生。而如果这些不同的独特地域人群之间的地理距离既不太远,也不太近,或虽然很近但中间隔着一定的自然障碍(如有一定宽度的水面),则最有可能彼此之间产生互利互惠的物品交换。因为距离不是很近,边界纠纷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时武力抢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相对来说,和平交换的成本则较低。只要前几次交往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甚或是以互赠礼品(特产)的方式进行的,那么,市场交换系统则极容易产生,并容易不断发展壮大下去。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市场系统的建立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来考察,下面我们再从市场系统的建立所需要的内部条件来考察一下。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行政系统的两难处境:共同意志产生的成本大了,执行的成本就低;共同意志产生的成本低了,执行的成本就大。而由于共同意志的“产生”在先,“执行”在后,因此,根据阶序选择原理,人们就采用了产生共同意志成本最低的行政方式——以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来代替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
同样,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在建立市场系统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两难处境:生产出某个物品的成本越低,那么,把这个物品交换出去的成本(交易成本)就越高;而生产出某个物品的成本越高,那么,把这个物品交换出去的成本就越低。例如,设想有甲乙两地相距遥远,分别位于大南方和大北方,甲地的自然气候使其盛产香料,多得吃不完(生产成本近乎零);乙地的自然气候使其适合放牧牛羊,肉也多得吃不完(生产成本很低)。但甲乙两地的人们如果想交换彼此的产品,则很困难,因为交易成本会很高。这样的话,从理论上来说,似乎可以产生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某些人在甲地千辛万苦想办法营造出一个局部的类似乙地的人工环境,以很高的成本来生产香料,然后就地低成本地和甲地的人交换;另一种是,某些人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乙地的香料运到甲地去销售。但实际上,因为生产物品在先,交换物品在后,根据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先低后高”的阶序成本选择原理,于是人们就采取了低成本生产、高成本交易的市场方式(即通过长途运输的方式交换甲乙两地产品)。这样说来有点抽象,且只限于理论上的讨论,下面我们就具体详细分析一下。
产生实际交换的条件,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交换的双方从交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必须大于交易所需要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当人们根据“先低后高”的阶序原理选择了低成本生产之后,那么,市场系统的最终出现就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了。即: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系统越容易出现,并容易持续发展壮大起来。如果只有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好的低成本的产品,但交易成本过高,则市场交换系统即使产生了,也发展不起来,而只能始终处于萌芽的或低水平的阶段。
或者换个角度说就是,如果有两种以上的交换方式存在,那么,人们必然会选择当下成本最低的那一种交换方式。那么,什么样的交换方式是成本最低的交换方式呢?答案是,首先,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成本要远远小于三个人(及以上)之间进行交换所需的成本。比如,现在有A、B两个人,A想用自己的某个物品交换B的某个物品,假设B同意的可能性是50%,那么A想与B交换物品的愿望的成功率就是50%。但假如是A、B、C三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物品,三个人彼此都同意了,交换才能发生,那么,B和A之间同意交换的可能性是50%,C和B之间同意交换的可能性是50%,A和C之间同意交换的可能性也是50%,这样,三个人最终同时实现彼此交换愿望的可能性就是:50%×50%×50%=12.5%,这和A与B之间两个人直接交换的可能性(50%)低了四倍之多。因此,人们互相交换物品的方式必然最终只能采取成本最低的两两相互之间进行交换的方式。
其次,通过中介的交换方式也是成本最低的交换方式。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介”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它不仅可以是“人”,还可以是“物”,甚至还可以是“空间”和“时间”。让我们具体说明一下。我们以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物物交换为例。假设现在有三个成品字型排列的村庄,各自相距一公里,彼此间的剩余产品有很大的互补性,每个村庄的人都需要另外两个村庄的产品。那么,哪种交换方式成本最低呢?一种交换方式是:A村的人先到B村交换,然后再到C村交换,最后回到A村,行程总共3公里。另一种交换方式是:在A村人到B村的同时,C村人无意中也同时到B村,这样A村人同时和B、C两地的人进行交换后再回到A村,行程总共2公里。当然还有一种交换方式是:A、B、C三村的人约好同一时间到三个村庄的中心点O进行彼此的交换,这样大家的行程都最短,各自来回只有1公里多一点。显然,这种方式交换成本最低。在这种情形下,大家约定好的地点O(空间)及大家约定好的交换日期(时间),都属于某种有利于交换的“中介”物,这种交换也都属于通过“中介”来进行的交换。另外,非常明显,两人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成本要比以货币为中介的物—钱—物的交换成本高,因此人们就最终选择了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方式。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我们仍拿上述A、B、C三个村庄做例子,假如这三个村庄相距十分遥远,比如,彼此相距都是100公里,那么,三个村庄中的每一位想交换者即使是走到中点O去交换,成本也太高,会得不偿失(假设交换所得的好处是2元钱,而走路的成本就高达3元钱)。这时,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充当交换的“中介”,专门负责替村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集中捎带到中点O去进行交换(条件是每个请他捎带东西的人从节省下的3元钱路费中拿出1.5元钱给他),从而使村民们的交换成本降到2元以下,则即使是远距离的交换也就成为可能。总之,最终,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换的方式就让位于人—商人(中介)—人之间的交换方式。
综上所述,不论生活在地球上哪个地方的古人们,在阶序选择原理的作用下,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先低成本生产、再高成本交换,并最终通过中介来进行交换的漫长的建立市场系统之路,就像不同地区的古人们不约而同走上用一个自然人的个人意志来充当整个社会的共同意志的行政之路一样。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5 09:46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19楼

(20)
第二节   市场系统的类型(略)
  
第三节  市场交换系统的公律、定律和法则
    正像不论哪种类型的行政系统都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公律、定律、法则一样,不论哪种类型的市场系统也都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公律、定律和法则。我们已经知道,一个行政系统只要依靠一个最基本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公律就可以有效地运转起来,那么市场交换系统要依靠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公律就可以运转起来呢?答案是:自愿交换的原则。只要大家都认同并遵循这个“自愿交换”的公律,一个有效的市场交换系统就能迟早发育成长起来。这里所谓的自愿交换,指的不仅是想和谁交换就和谁交换、想交换什么就交换什么、想怎么交换就怎么交换,更指的是绝对基于双方两厢情愿基础上的交换,不仅双方谁也不能强迫谁,且双方都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涉。即,只要双方觉得交换是合算的,那么第三方无权干涉,交换的双方也不用考虑第三方的意见。
    正像行政系统从一个最根本的公律出发,可以不断派生出一系列定律、法则和其它基本规则一样,市场系统从这个“自愿交换”的最根本公律出发,也可以不断发展派生出其它一系列的定律、法则和基本规则。下面我们依然只讨论那些较重要的定律、法则和规则。
首先,从“自愿交换”这个根本公律出发,可以直接派生出第一市场定律,即:在交换之前,交换的双方有义务向对方提供充分的与自己的交换物相关的重要信息。这里所谓的相关信息,包括自己向对方所提供物品的来源、质量、用途、使用方法、价格等等。这一条市场定律也不神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见到。当我们和别人以物易物时,我们会主动把自己的物品拿给别人看并详加介绍,同时我们也会仔细查看别人要交换给我们的物品并详细询问,以获取该物品的相关信息。在用钱到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看说明书,以获得该商品的相关信息;而收银员也会把我们提交的货币反复验查,以防假币。
其次,从自愿交换的市场公律还可以派生出“一旦交换完成,双方均不可反悔”的第二市场定律。这个定律在规则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合同一旦签定,就必须无条件遵守,无论出现了什么变化也不得反悔(也就是契约神圣)。这里的道理就在于,一旦交换完成,甲的东西就属于乙了,而乙的东西就属于甲了;这时,假如甲反悔了,他想把原来那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再换回来,就必须征得乙的同意(根据自愿交换的公律),才能完成这第二次的交换行为。而如果乙不同意,则甲就不能再换回那个曾经属于自己、而现在属于乙的东西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反面再假设一下,如果允许反悔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市场交换系统都无法正常发育起来。因为乙得到了甲的物品后,他可能就开始消费这个物品,或者他就用这个物品马上和另一个人丙进行了又一次交换,而丙也许又把这个物品交换给了丁,如此等等。如果要都允许反悔的话,甲去找乙讨要,乙又要去找丙讨要,而丙又要去找丁,整个市场交换系统就会陷入混乱,结果就造成今后谁也不敢再交换物品了。总之,如果没有不可反悔这条定律,那么,交换所可能带来的利益还抵不上允许反悔所可能带来的麻烦呢。
显然,上述“必须提供相关信息”的第一市场定律与“不可反悔”的第二市场定律同等重要,缺了任何一个定律交换都将实际无法完成。而且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条市场定律实际上是彼此相互依存的:正是因为交换后不可反悔,交换者才必须在交换前充分了解对方物品的相关信息,以便最终做出是否交换的决定;也正是因为在交换前彼此已提供了相关信息,才有理由要求对方在交换后不可反悔。
同样,正像从行政定律出发可以派生出行政法则一样,我们从市场定律出发也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市场法则。如果不尊重这些法则,一个市场系统也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首先,从市场第一定律我们可以派生出“互利互惠”的第一市场法则。这里互利互惠的意思是,每一方交换后的状况,都要比交换前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和行政系统的第二法则“确保生活水平不下降”有所不同,市场系统的第一法则要求“确保生活水平有所上升”。从情理上来说,只要是“双方自愿”的交换,就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双方的生活都会因为这个交换而有所改善,否则双方不会进行交换的。但其实并不尽然。交换的某一方或者因为判断失误,或者由于考虑不周,更或者由于情势所迫,往往会“自愿”地进行一种并非真正互惠互利的交换。例如中国历史上常见到的老百姓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用粮食去交换纳税所需的银两;再比如中西方历史上常见的陷入困境的人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这些交换虽然都同样需要遵守“不可反悔”的第二市场定律,但却在长远上违反了“互惠互利”的第一市场法则,因此并不能促进市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从第二市场定律出发,可以就派生出第二市场法则:必须信赖中介。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原因,人们是通过(依赖)中介来完成交易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近距离的互相交换主要是通过时空的中介(集贸市场)和物质的中介(货币)来完成的,而远距离的相互交换则主要是通过活的中介(商人们)来完成的。对“时空”因素的中介,人们是会信赖的,因为它们是不会改变的,地点不会自己飞走,时间也不会自己加快或减慢,除非遇到极其罕见的自然事件(例如出现日食,则“日中为市”就靠不住了;出现大地震,则市场就位移了或不安全了),否则信任它们不会有任何问题。作为物质中介的“货币”,可靠性就差一些了,因为它可以被造假。因此,古代,人们就选择了相对来说不容易被造假的黄金和白银来做货币,而现代,人们则用了大量的防伪技术来印刷纸币。
当然,依赖活生生的商人们为中介,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这个“中介”是活的。出于促成交易从而从中获利的动机,商人们是很有可能向我们提供虚假信息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们也必须信赖他们,否则,市场系统就无法运转起来。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如果中介的信誉丧失了,交换的双方(或多层次中的双方)都不再信赖他(它),也就是中介本身再也不是中介了,那么,显然,有交换意愿的双方也就无法实际实现彼此的交换了。因此,在现实中我们才可以看到,有时为了维护一个巨大的、高层次的中介的信誉,例如一个巨无霸式的超级大银行,人们不惜或通过私募基金、或通过政府,主动为其注资输血以防止它倒闭关门(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所出现的情形)。再比如,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著名的品牌(符号形式的中介)因经营不善而维持不下去时,人们经常做的并不是任其自生自灭,而是想方设法,或并购或重组,拼命挽救或维护这个作为中介的品牌的声誉。因为这样做,对整个社会中大大小小的众多交换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交换的双方实际上都具有维护中介声誉的愿望,并自觉不自觉地负有维护中介信誉的责任(就像在行政系统中,大家都具有维护“权威”的责任一样)。
当然,从上述的市场定律、市场法则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许多的市场规则。例如,根据我们所熟知的价值规律,自由的市场交换行为必然会产生贫富的差距。因此,承认贫富差距,容忍贫富差距,就成为市场交换系统的一个基本的派生规则。而且,随着市场交换系统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中介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在当代,离开了中介(此时的中介已不仅仅是商人了,还包括组织社会生产的各类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银行家们),人们几乎已经寸步难行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中介所获取的“好处费”也越来越多(当然,人们从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中得到的利益也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谁占据了中介的位置(无论这个中介是一个有利的地理空间位置,还是供交换的媒介货币,抑或是一个知名品牌的巨大声望),谁就有机会占有巨大财富,社会上就必将出现一个非常富裕的“中介”阶级和一个相对贫穷的“最终交换者”阶级,即:从自愿交换的市场原则和不可反悔的第二市场定律及第一市场法则(信赖中介)就直接导致了“阶级制”的规则。
同样,出于降低交换成本的原因,再加上依赖中介的法则,还可以派生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私有制规则,或者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私有制”。首先,我们从“最终交换者”的角度来考察。实际上,从原始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赠与、交换开始,人们就产生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只不过这时还是集体的“私有”,或者说是“大我”的私有、部落的私有。而从“大我”(集体)私有的规则发展出“小我”(个人)的私有制规则,是迟早的事。
一方面,和两个集体之间产生自愿交换的行为相比,在两个私人之间产生自愿交换行为成本要小得多。两个集体之间的自愿交换行为要分别争得各自集体内部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的同意,而两个私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只要彼此同意就行了。也就是说,从提高交换的成交率来看,客观上要求实行一种“最终交换者”的个人所有制,即“私人所有制”。同时,只有财产属于交换者个人所有,他才有充分的自由处置(交换)的权力,及拒绝第三者干涉的权力。也就是说,他才有自愿与别人进行交换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依赖中介的市场法则,必然导致中介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而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中介们在实际组织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因此,从抽象的客观角度来分析,市场交换系统实际上在要求一种“中介占有制”,或者说在导致一种财产的“中介所有制”。即,一切社会资源、财富都由“中介们”来占有、来调动、来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中介,而只存在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各种各样中介的实际代表者——大大小小的商人们、企业家们、银行家们,也就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因此,正像行政系统中所要求的“共同意志所有制”只能表现为“国家所有制”一样,市场系统中所要求的“中介所有制”同样只能表现为一种“私人所有制”。我猜测,上述的两方面原因,实际上也就是市场系统中最终必然要实行私有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市场系统中必不可少的最终交换者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市场系统中同样不可缺少的中介的角度来考察,私有制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总之,降低实际交换成本的两条途径,一是信赖中介,一是财产私有化。前者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后者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
当然,从市场公律、市场定律和市场法则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一系列的规则和观念。例如,从“自愿交换”的原则,私有制的规则,可以直接派生出“平等”的规则、“个人自治”的观念,等等。再比如,从市场经济等价物品相交换的行为中,还可派生出一系列的规则来。比如许多人合伙干一件大的投资行动的话,那么,谁投的钱多,谁得到的利润也就应该多;谁投的钱多,谁就应该在决策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投票权,等等。当然,如果出现亏损,也应按出资的多少按比例分摊。进一步地,从私有财产制出发,又可以进一步派生出个人主义的规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个体的生命高于集体或国家的荣誉等等一系列的规则、观念。更进一步,从解决彼此交换时的纠纷出发,由于交换的双方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上级,而且他们也不是在某个上级的指令下来从事交换的,因此,又会派生发展出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判的观念和规则,而这又会派生发展出司法独立的制度,以及在司法审理过程中的抗辩式的争讼方式和由陪审团裁决的断案方式,等等。
  TOP
头像
戎小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17-07-06 09:11   只看该作者
发帖 366    精华:1   注册时间:2016-3-17    发短消息        

20楼

(21)
第四节  市场律则之间的均衡
    正像在行政系统中,不同的行政定律之间,不同的行政法则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一样,在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均衡关系。我们下面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市场定律(提供信息)和第二市场定律(不可反悔)之间的情况。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先来假设两种极端的不均衡情况。第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全社会成员都强调要遵守第一市场定律,而无人强调要遵守第二市场定律。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可以找种种借口——例如借口对方没有提供某些微不足道、完全可以忽略的相关信息——来推翻已达成的交换协议。例如,某个人对其所购的服装后悔了,他就会以“购买时商家未提供服装重量”这个看似有关实则无关的信息为借口来退货。第二种极端情况是,全社会成员都强调第二市场定律,而完全忽视第一市场定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有意隐瞒某个重要的、但却容易被忽视的信息,从而以欺诈的方式完成对自己有利的交换。例如,某个临街商铺的经营者甲通过某种渠道获知了此地不久要拆迁的信息,于是他抢在信息公布前把商铺转让给了毫不知情的外来商家乙,而有意隐瞒看似不相干而实则非常关键的有关拆迁的重要信息。当然,可想而知,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市场系统都会迅速瓦解。因此,我们说,两条市场定律之间一定要保持大致的均衡,不能过于强调或过于忽视某一条定律,整个市场系统才能可持续发展。
一般来说,这两条定律之间的均衡,在早期市场系统中相对来说容易达到。尤其在两个最终消费者之间直接物物交换时,彼此只要分别拿出各自的东西让对方观看就可以了,甚至不用额外再说什么。比如我用玉米交换你的大米,或我用白菜交换你的萝卜,不用你介绍,我用眼睛一看、手一摸、鼻子一闻,就知道你的大米、萝卜的质量信息了。满意了就交换,交换后自然也不会后悔。但随着市场系统的发展,随着中介商人的加入,随着所需交换的物品越来越复杂,要在“提供信息”和“不可反悔”之间保持均衡,相对就难一些了。例如在当代我们如果去商店买一台复杂的家用电器,我已经不可能再凭自己的有限的日常经验用眼看、手摸、鼻子闻来判断它的相关功能及质量信息了。此时只能依靠商家的介绍及产品说明书,而商家的介绍是真是假、是全面还是有所省略、掩盖,我无法完全掌握。再加上要购买的家用电器价格不菲,如果一旦购买又不可反悔的话,我的损失将十分巨大且不可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在商家提供的有关商品的相关信息无法充分、完备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市场第一交换定律不能完全遵守的情况下,那么,要实际完成交换,根据均衡的原理,市场第二交换定律也必须退让,也就是不必完全遵守。这一点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商家往往会允许消费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无条件反悔退货,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给消费者提供诸如维修方面的服务,等等。
总之,“提供信息”和“不可反悔”都属于市场交换系统的第一层次的定律,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条定律而忽视另一条定律。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上的成员往往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人(主要是最终消费者)更倾向于遵守第一市场定律,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中介”)则更倾向于遵守第二市场定律。也就是说,市场系统中两条定律需保持大致均衡的道理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整个社会中,最终消费者的力量和所有中介商家们的力量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
同样,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人们也逐渐发现,对于两个市场经济法则,即最终交换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完全信任并依赖交换中介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均衡,不能过于偏向其中的任何一个法则。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信赖中介,任凭其操纵价格甚或完全不遵守第一市场法则、不顾最终交换者的生活改善,仅把私人所有制转化成了实际上的资本家所有制,以致最终生产者变成了无产者,而生活水平却没有逐步提高,则不仅会产生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付给中介们的利益过大,从而导致交换成本过大,以致人们不得不放弃交换,而重返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了,而这样,实际上各个中介们的利益也必将最终受到损害。我们在前面讨论市场系统类型时所列举到的那些不可持续发展的交换类型,大多就是这种第一市场法则没得到遵守的情况。正是基于此,在当代社会中,人们才尝试规定了诸如职工持股制、诸如积累和消费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等等。
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强调要不断改善最终交换者的生活水平,而完全放弃信赖中介的法则,不给中介们实际上较大的利益。那样的话,社会只能维持在小生产的水平上,维持在近距离的简单交换上,永远无法发展出最终使全社会人都能受益的现代化大生产来。总之,在交换时,必须使“信赖中介”和“互利互惠”这两条法则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不偏废任何一方。实际上,对于这个道理,古人也早就模糊地认识到了。拿中国的历史来说,春秋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计然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给越王勾践及其大臣们讲授商业课程时就指出:“……夫粜,二十(注:指粮食价格)病农,九十病末(注:商人)。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注①]再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曾出现过禁止高利贷的法规。道理就在于,高利贷过于偏向了某一方的利益而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
当然,不仅两条市场定律之间、两条市场法则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就是在那些由这两条定律、两条法则所分别派生发展出来的两大规则系列之间也必须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状态,市场系统才能充分有效地运转。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而只挑选一个西方的选举规则来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普通劳动者(最终消费者)的利益和身处中介重要位置的大亨们(富人)的利益是不相同的(在这里出于简化讨论的目的,我们暂时忽略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不同领域的中介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穷人多、富人少,因此,在选择行政领导人时,穷人必然倾向于一人一票制,而富人必然倾向于按财富多寡的不同比例来分配选票(一份财产一票制)。如果实行一人一票制,则必然导致第一市场法则(生活不断改善)过强;如果实行按财富比例分配选票,则又会导致第二市场法则(信赖中介)过强。无论是哪个法则过强,都会破坏市场系统的均衡,从而导致市场系统不能正常运转。因此,通过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不断试错、不断博弈,最终在当代西方市场系统占优势的国家中,实行了这样一种选择行政领导人的程序:先由富人们以提供竞选资金的方式推出候选人,然后再由穷人们每人一票在这些被限定的候选人中进行最终裁决。在这样的选举程序中,一般来说,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均能得到关注。例如,只关注富人利益的候选人,容易在最终的一人一票式裁决中失败;而只关注穷人利益的人,容易在筹集竞选资金中失败(从而无法实际从事竞选)。总之,通过这样一种程序上的安排,最终使市场系统中的一人一票规则和一份财产一票的规则达到一种大致上的均衡,也就是第一市场法则和第二市场法则之间保持了平衡,从而保障了市场系统的正常运转。
此外,市场经济中人们非常熟悉的供求之间必须平衡的规律,也从反面证明了两条市场定律之间必须保持均衡的道理。如,若市场上求大于供,物品奇缺,这时,人们就会无暇细看细问,先把物品抢购下来再说。此时,市场第一定律(提供信息)就大大弱化了。若市场上供大于求,物品过剩,这里商家往往会推出免费试用、无条件退货的促销手段。此时,市场第二定律(不可反悔)就大大弱化了。因此,供求必须平衡的规律,本质上也从反面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道理。
最后,正像行政系统中所有指挥者的总人数与所有服从者的总人数之间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均衡比例一样,在市场系统中,所有中介者的总数和所有最终交换者的总数之间,也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均衡比例。在本质上,这是市场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要保持均衡之理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这个均衡道理理解起来相对容易,因为,如果中介的数量过少,少到一个也没有,那么,整个市场系统将因交换成本过大而消失;而如果中介数量过多,多到所有的人都成了中介(就像图4-3那样),那么,整个市场系统将因为生产成本过大而消失。实际上,这就和每个生命体中的营养物质和水分(中介)的关系一样;如果有机体中只有营养化学物质而没有一点水分(中介),那么,这个生命将死亡;如果只有水分(中介)而没有一点营养物质,这个生命同样将死亡。当然,正像生命体中的水分含量围绕着最佳标准值有一个可上下伸缩的幅度范围一样,一个市场系统中的中介数量除了有一个最佳标准比例值之外,也有一个可上下伸缩的幅度范围。只有当中介的数量超过了上限或下限时,市场系统才会出现重大故障。不言而喻,因为中介可以占有巨大的物质利益,因此,中介过少的现象一般不会出现,而中介数量过大的情况则极易出现。也就是说,市场第一法则过强的情况不易出现,而市场第二法则过强的情况极易出现。

TOP
发新话题
查看积分策略说明

快速回复主题

[完成后可按 Ctrl+Enter 发布]  预览帖子  恢复数据  清空内容

 使用个人签名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找回密码